第二章 伊甸園與巴別塔

不要以為我是帶和平到世上來的；我並沒有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刀劍。我來是要使兒子反對他的父親，女兒反對她的母親，媳婦反對她的婆婆。
---耶穌基督（馬太福音第10章34、35節）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的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第一節 東海大家庭的鄉愁

1978年6月，也就是東海轉型期的最後時日，化學系四年級的李元同學在校刊上發表感言：

…記得從前總是老是聽老大哥們提起東海大家庭的溫暖，師生間的關係有如父子，彼此地緊緊相連在一起。而今師生間雖非至如同路人，卻也冷淡許多，同學們除了同系和同一宿舍之外，彼此各自為政，不再情同手足了。（東史：374）

這種對於昔日東海特質正逐漸消失的失望之情，練馬可教授在一篇名為『東海傳統』必然要消失嗎？--漫談東海的未來」的文章中，提到有兩位舊日的同學向他抱怨東海的傳統已經消失殆盡。特別是因為學生人數增加，原來那種隸屬於一個充滿活力的「小團體」的感覺隨之消失：「他們不喜歡這種改變！」（東史：374，）

類似的言論在處於爭議轉型期的東海校園內，可說是屢見不鮮：

從第一期五年計畫實施以後，東海從實質上擴大了，人數一下子增加了數倍，從一個「小型大學」變成一個「中型大學」，過去所標榜的「以校為家」、「全校就像個大家庭」的精神逐漸泯滅…（潘世偉，《大度風》第10期：11，）

1978年東風社對校內同學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二的學生，認為學校較以前退步了。

對於這些反應，東海大學校史認為，這只是東海處於轉型期時的暫時現象：「轉型期中呈現了濃厚的過渡性格，這種過渡性格反映在心理的認同，對新環境的適應，以及因為擴大發展而產生的連帶問題等各方面，這些問題都是成長過程中的痛苦反應。」（東史：372）

不過即使到了90年代，類似的文字和情感，仍然出現在校內的學生刊物中：

教職員宿舍的客廳特別大，以便師生能情感交融；採小班制，師生全體住校，希望造就一種家庭式氣氛；校園裏每一個角落都是師生共同清掃，每一棵草木也都是師生親手栽種的，從此大度山風沙再大，也吹不散這所載滿愛和理想的東海大學…。然而這些都是屬於「老東海」了。你所看到的東海會是一所大型大學…系所、建築物多了，學生和博士級教授增加了，但是東海卻比創校時更為貧瘠，東海成為你我的職業訓練所，你成為東海的過客。（張芳玲，1990）

連學校行政單位也有類似的想法：

東海的早期校友喜歡談論當時的校園生活…那時的師生關係非常緊密。老師們經常邀請學生到家中來一起享受家庭的溫暖，並由此創造了一種促進互動和啟發思想的氣氛。…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東海的規模擴大。今日已擁有一萬四千名學生。然而隨著成長而來的是師生關係的日益淡薄 。

東海創校初期的歷史被視為是東海的「黃金時代」：在小班制以及全體住校制的施行下，校內師生相處融洽，大家互相扶持。而在進入70年代後，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這些過去的美好特質逐漸消失，東海已不復為過去優秀的東海。而東海創校初期建立的校園建築、空間規劃，就做為東海「黃金時代」記憶的物質化，具有著獨特的地位。

但和轉型時期的文字不同的是，90年代的這些文字並不只是惋惜已經消逝的過去，而是在肯定過去的同時，號召校內師生一起行動，參與改變校園環境的行動：

今日的東海是老東海人的嘆息和遺憾，除非有所努力，否則東海也將成為你我的遺憾，不管你滿意或失意，畢竟你來到了東海了，讓我們一起耕耘這塊屬於你我的園地（張芳玲，同上）。

在這些論述中呈現出一個存在於過去的美好、和諧而寧靜的東海校園，由此對照出當下現實的問題重重。從單純的「團體工作」到基進的「學生運動」，都在追懷與重現過去的東海的名義下，召喚校內師生一起參與行動。創校初期的歷史成為凝聚東海人的認同，激發改造環境力量的重要歷史記憶。

但是這種對過去的想像，是否屬實呢？

第二節 共同體的想像與真實

與世隔絕的「東海大家庭」

1970年9月，梅可望校長於行政/校務聯合會議上提出「本校發展的方向」專文，對於小班制教學和學生素質高低的問題，認為兩者間並不必然相關：

「小班制」對素質的絕對良好影響，已經成為了神話（myth）。似乎只要採取小班上課，便可化腐朽為神奇，化頑劣為良才。…學生素質優劣的要件，不是學生人數的多寡，而是教師的好壞。…如果師資不佳，即使一班只教十個學生，也不能提高學生的素質。…（東史：499）

梅可望校長認為「小班制」的實施，應考慮課程的內容進行。例如外國語文、樂器演奏和某些實驗室的操作等，仍以小班制教學為佳。但學校的教學好壞，可以說完全為教師所決定。他嚴肅的表示：「一所大學寧願沒有大廈，卻不可沒有大師！」禮聘優秀師資，應為東海未來發展的第一優先。

前述東風社的問卷調查結果發表後，當時的建築系系主任詹耀文表示：

舊的不一定是好的，新的也不一定就不好。當初使用小班制、通才教育，只是說這樣更容易達成辦大學的目的，但也應該有缺點，否則不會使教出來的學生都出國去，對台灣的社會沒有很大的貢獻。…過去的師生關係可說是較親切罷了，但也不像大家所想像中的那樣美好。（《東風》47期：6，）

更深刻的來分析，從爭議轉型時期參與校園發展方向討論的各方，都一致同意東海必須走出孤立，和外在台灣社會有更大的連結來看，創校初期的「東海大家庭」如果存在，也是建立在和外在社會的隔絕之上的。這種隔絕不但有背於東海創校時強調的：「這所大學應與其所屬的環境密切聯繫…以最廣泛又最富意義的話來說，這所大學應以服務台灣島上的居民為目的。」 的理想，而隔絕對東海大學造成的許多負面影響，也是爭議轉型時期的討論重點之一。如果創校初期的東海確實吸引了很多優秀的菁英來就學，那這也是建立在戰後初期台灣農業社會的不發達基礎，以及龐大的「聯董會」國外資源的挹注上的。一旦社會情勢轉變，聯董會的資源消失，大度山上的精神貴族就勢必要從天上降到地下，而從創校初期的理想來看，這對東海而言未必是件壞事。

大度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在「東海大家庭」的想像中，東海大學宛如一座處於大度山上的美好、和諧而寧靜的校園，特出的校園景觀又強化了這種意象的形成。部份東海的學生採取了基進的行動，以重建逐漸失落的美好特質。而80年代後的東海校長，也以維持校園的和諧寧靜為由由，抨擊或制止學生的行動。梅可望校長在1987年，為了避免「外力」破壞、干擾東海校園的和諧安定，還通過了「東海大學維護校園團結和諧方案」 。

然而做為一所綜合型的大學，東海除了沒有醫學院之外，從文、法、商，到理、工、農、社科院，各種多樣的科系和研究取向都並存在校園中。雖然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寬容開放的校園文化的表徵，然而不同的學術文化薰陶出來的師生，要一起在校園內共事討論，要說不會發生歧異或衝突，只怕沒有人會相信。

再者，東海大學是以繼承前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名而成立，過去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各有不同的人事運作經驗和教育觀點。創校之初聯董會芳威廉博士即屬意吳德耀擔任首任校長，但董事會卻屬意籌備處的陳錫恩，另有人則支持杭立武，可以說創校之初，就埋下了人事和教務發展方向衝突的伏筆（陳鍾文惠，1992：81）。其後雖在陳錫恩堅辭下，董事會打消提議，但吳德耀仍因年齡和資歷問題，不獲董事會信任，因此由曾約農擔任校長。從這角度來看1957年，東海學生以絕食方式要求曾校長留任，其實已經直接挑戰了聯董會和芳威廉博士的意志。而創校初期兩個董事會在決策上的扞格，台灣董事會在募款和財務支持上的貢獻太少。乃至1970年代，東海教授會和吳德耀校長之間，關於學校未來發展方向的劇烈爭執，這些都可見於校史的記載中。在1978年謝明山校長任滿退休後，董事會欲召開大會選舉新校長卻流會，以致新校長難產，經過再度召開會議才選出梅可望擔任校長。恍若是歷史的玩笑，在一波三折中上任的梅可望，於1992校長任滿後欲出任東海的董事長，卻在董事會中遭到校友會到現場抗議。事發不久，梅可望即以書面辭去東海校長職務。而新任董事長則由曾經擔任過東海董事長的周聯華牧師擔任。

即使是作為東海校園認同的象徵之一的「校歌」，在1958年制訂後，由於歌詞中的「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工」引起了嚴重的爭論，以致於周聯華董事長在次年的董事會上聲明：「去年所採用之校歌業經決定不用，此後學校無論在任何集會之中亦不再唱。」，延至1975年10月才由董事會重新決議定為東海校歌。

觀諸東海校史，最少從70年代以來，東海校園都像是個喋喋不休的學院社群，而不太像是大度山上的世外桃源。甚至「東海大家庭」的想像是否適用於創校初期的「黃金時代」，恐怕也是可疑的。如果東海校園顯得不寧靜，看起來多半是由於校園內部的多元異質性的衝突，而少有是因為不當的「外力」。

一個美好、和諧而寧靜的東海大學，其實從未在大度山上出現過。在歷史中真實存在的，只是關於一所設在台灣的基督教大學的理想，以及無數人為了實踐、反省、衛護這個理想所發出的吶喊與嘆息，流下的汗水與淚水。對於某些人而言，這些曾存在於東海的歷史事實，或許是令人尷尬、羞慚，可能會引起爭端的，不宜被大聲張揚，而應用路思義的光芒加以掩蓋和忘卻，或者是多餘而無意義的內耗，畢竟對一所私立大學來說，生存才是最重要的。然而筆者認為正是因為這些頻繁的爭議和衝突，才證明了東海是一座有生命力的大學；總是不停地在理想與現實，過去與未來之間擺盪。它不願意盲目承襲前人的傳統，也不願完全順從既定的現實，而總是處在不停地反省和抉擇之中。

解構共同體

英國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考察共同體（Community ）的字源，認為這個自14世紀開始被使用的字彙，在19世紀以後變成許多意圖尋找另類集體生活方式的人，主要想像力的來源。當人們在描述另類的社會和社會關係時，Community經常做為一個温暖又富說服力的詞彙而出現，以對抗國家和市場力量的不當擴張。（Raymond Williams，1988：75）。如果注意到共產主義（Communist）和共同體（Community）有相同的字根，就不用訝異法國哲學家尚呂克儂曦（Jean-Luc Nancy）所說的

無論過去或現在，所有共產主義式的反抗，都深受人類共同體這個目標的烙印。…這樣人對人的絕對內在關係以及共同體對共同體的絕對內在關係，其實根深蒂固的貫穿所有的反對勢力所提的各式各樣的共產主義主張，以及其他所有左派、極左派甚至工人議會式的典範（Nancy，2003：5）

儂曦敏銳地注意到 「共同體的瓦解與重建」，幾乎成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主題，使西方陷入了嚴重而反覆的鄉愁情節。他認為即使人類曾享受過和現代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關係；從盧梭、馬克思以降的西方文明所影射的那種「親愛精誠」的共同體，也從末曾存在過。

新興社會不是建立在古老共同體的廢墟上
共同體與其說是社會所衝刺或失守的固有有機關係，不如說是社會建立以後所發生的問題（前揭書：5 ）

如同儂曦對歐洲文明做出的批判，東海人對於創校初期的「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也不是建立在對當時複雜歷史情境的理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當下生活環境的批判和改進的意願上。

這麼說並非是要完全拒斥「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這種選擇性對待過去歷史的「鄉愁」，反映出從1966年以來，東海校園內由於環境的急遽變化產生的焦慮。但是另一方面關於「東海大家庭」的「共同體想像」，也給予了後來的東海人思索校園未來方向的資源，仍具有某些正面的積極意義。被尚呂克儂曦視為「共同體主題」的傳承者之一的馬克思，在其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發展階段上，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過舊約全書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排擠了哈巴谷 （馬克思， 1992：603、604）。

不論東海的基督教氣息已有麼多淡漠，只要路思義教堂還存在，就很難想像這所學校會有排擠掉哈巴谷的一天。不過洛克倒是早在1973年，《東風》第40期的社論中就已出聲。

那是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就相信的，可以挽救社會的良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