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23 01:02:57解影
第一章 未竟的探討(完)
第四節 爭議的深層意義
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
回顧台灣在二次戰後的發展歷程,70年代正是逐步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時期。在東海創校(1955)的50年代時期,台灣農業生產值還佔總生產的35%,到東海發生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60年末,農業生產值已經降到18%,到70年代末期再降至10%。農業從業人口則從50年代佔總人口的56%,降到70年代末的20%左右。
相反的台灣社會的工業生產值以及從業人口卻不斷大幅提高。工業生產在總生產中的比重,從50年代的約18%上升至70年代末期的45%左右。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值,從50年代初期的16%上升到70年代末期的42%(《人間》雜誌第37期:87)。
跨過「進口替代」時期,逐漸走入以「出口導向」為發展策略的台灣,透過「加工出口區」等政策,被納入了國際分工體系的邊陲角色,成為低技術勞力密集品的加工與出口基地。經濟和社會的變化成長,帶來對專門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等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的強烈需求。而在台灣國家對高等技術勞動力的再生產嚴重投資不足的情況下,這些需求是透過私立大學來填補的。(黃敏楨,1995:78、83)在戰後工業生產還不甚發達的台灣,東海還可以以重質不重量、集體生活、通才教育等原則,在大度山建立起一座純然為尋求真理,建立「完人」而存在的學術研究園地。到了70年代已不容許再有這樣的奢侈存在。增收學生、成立夜間部與研究所,雖然有藉此抒解內部財務壓力的因素,但是也表達了經濟起飛中的台灣社會,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勞動力的強烈需求。
在1971年雖然當時東海大學已逐漸增加招生人數,但是教育部仍然透過督學表示:
教育部每年分配大專院校學生時,壓力甚大,而東海於招收新生上,則稍覺保守。…教育部深知東海之財務處境,但感覺以東海之現有設施、校舍、教員以及來自海外之支助子對於增加社會之服務,自屬優為之(東史:301)
同時為回應勞動力需求而新設的許多大專院校,也挑戰了東海在創校初期具有的優勢。吳德耀校長在1964年創校十週年校慶時發表的〈東海大學之使命〉一文就說:
處今日之台灣,本校已為二十七所大專院校之一,而非昔日六所之一矣。教育情況亦已變遷,民四十三年間,僅有約萬名學生,有志進入大學,今則數達三萬五千名,其中約一萬二千名,經過僅舉行一次之聯考而被錄取。(東史:237)
到了1967年11月,吳校長在「校長報告書」則以相當具有危機感的語氣表示:
十二年前,在台灣具有大學體制之學校,僅有兩所,本校佔其一。時至今日,已有七所大學與二十三所三年制與五年制之專校。換言之本校必須急起直追,否則將無足數,平淡無奇(前揭書:250)
在外在環境劇烈的競爭和挑戰下,又逐漸失去聯董會的外援,也難怪東海大學會顯得進退失據,顧盼徬徨了。
然而面對已經快速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社會,一所大學所能扮演的角色,難道就只是生產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高等技術勞動力而已?60年代歐美的學生運動,曾用基進的行動對這樣的趨勢表達了他們的質疑。依著
這所學校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它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應生活在思想的氣氛中,課程不是為了技術性的職業,而應著眼於各種範圍,避免嚴格的分科…
這樣的構想而成立的東海大學,在新的歷史環境下,應如何調整自己的角色?是要完全放棄創校的理想,還是透過「自由和不斷的尋求」 的過程,找到新的實踐理想的方式?這是在表面的財務危機之下,關於70年代的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背後更深刻的問題意識。
因此不用意外的,做為90年代前東海學生獨立思考的代表之一的東風社,在1973年提出〈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後,在六年後的《東風》49期,還繼續著〈轉變中的東海〉專題,以
俾使東海在轉變中,能對於傳統制度,原本的建校精神與目標,有相當的保留;而對於未來的轉變亦有其完備的規劃工作,不至於在轉變過程錯亂了我們的步伐
經過二十年之後,東海學生還繼續這樣說:
我們對於今天的東海所進行的反省,並不在於以古非今,或是單純懷念被大家以傳說建構的美好過往。我們的意圖毋寧是這樣的:藉由對於過往東海創設時所堅持的超越性理念的思考與肯定,希冀對在今日環境條件的變遷下,能夠再度提出一個新的、且具超越性質的理念。做為東海未來教育發展與整體制度設計規劃的探照燈,這正是東海的歷史傳統所向我們顯明的(侯念祖,1993)
70年代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並沒有隨著擴大招生、夜間部與研究所成立而被解決。相反的在每個歷史的關頭,在每次東海校園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類似的聲音總是會再次的響起。而創校初期的理念,究竟和當下現實的關係為何,也就再次被討論。正如《東風》45期專欄中,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
這個既存的環境永遠是不完美的,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因此我們的探討也就是『未竟』的
只要東海和台灣的歷史還繼續往前進,這個「未竟的探討」就會不斷持續!
仔細觀察從1966--1977年間,關於「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各項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討論上的特徵:
首先是東海校園做為一個「大家庭」共同體的想像,以及對這個「共同體」在70年代後逐漸消失的追懷與反思。
其次東海的校園景觀,一方面做為創校初期的「黃金時代」、「共同體」的記憶留存,又是東海和各大專院校間重要的差異所在,成為東海師生對校園認同感的重要資源,也成為對校園問題進行討論、爭議時的論述戰場。
最後是東海學生,相較於態度較「務實」的師長們,學生從校園現實的問題出發,往往提出了更具想像力的藍圖和激進的批判。同時有些學生不滿足於只是在文字上進行辯詰,採取各種更直接的行動以求其理念的實現,甚至不惜和學校師長乃至政府官員發生嚴重的衝突。
如同「未竟的探討」,這三項特徵也不斷的重覆出現在後來東海的歷史中。
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化
回顧台灣在二次戰後的發展歷程,70年代正是逐步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時期。在東海創校(1955)的50年代時期,台灣農業生產值還佔總生產的35%,到東海發生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60年末,農業生產值已經降到18%,到70年代末期再降至10%。農業從業人口則從50年代佔總人口的56%,降到70年代末的20%左右。
相反的台灣社會的工業生產值以及從業人口卻不斷大幅提高。工業生產在總生產中的比重,從50年代的約18%上升至70年代末期的45%左右。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值,從50年代初期的16%上升到70年代末期的42%(《人間》雜誌第37期:87)。
跨過「進口替代」時期,逐漸走入以「出口導向」為發展策略的台灣,透過「加工出口區」等政策,被納入了國際分工體系的邊陲角色,成為低技術勞力密集品的加工與出口基地。經濟和社會的變化成長,帶來對專門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等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的強烈需求。而在台灣國家對高等技術勞動力的再生產嚴重投資不足的情況下,這些需求是透過私立大學來填補的。(黃敏楨,1995:78、83)在戰後工業生產還不甚發達的台灣,東海還可以以重質不重量、集體生活、通才教育等原則,在大度山建立起一座純然為尋求真理,建立「完人」而存在的學術研究園地。到了70年代已不容許再有這樣的奢侈存在。增收學生、成立夜間部與研究所,雖然有藉此抒解內部財務壓力的因素,但是也表達了經濟起飛中的台灣社會,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勞動力的強烈需求。
在1971年雖然當時東海大學已逐漸增加招生人數,但是教育部仍然透過督學表示:
教育部每年分配大專院校學生時,壓力甚大,而東海於招收新生上,則稍覺保守。…教育部深知東海之財務處境,但感覺以東海之現有設施、校舍、教員以及來自海外之支助子對於增加社會之服務,自屬優為之(東史:301)
同時為回應勞動力需求而新設的許多大專院校,也挑戰了東海在創校初期具有的優勢。吳德耀校長在1964年創校十週年校慶時發表的〈東海大學之使命〉一文就說:
處今日之台灣,本校已為二十七所大專院校之一,而非昔日六所之一矣。教育情況亦已變遷,民四十三年間,僅有約萬名學生,有志進入大學,今則數達三萬五千名,其中約一萬二千名,經過僅舉行一次之聯考而被錄取。(東史:237)
到了1967年11月,吳校長在「校長報告書」則以相當具有危機感的語氣表示:
十二年前,在台灣具有大學體制之學校,僅有兩所,本校佔其一。時至今日,已有七所大學與二十三所三年制與五年制之專校。換言之本校必須急起直追,否則將無足數,平淡無奇(前揭書:250)
在外在環境劇烈的競爭和挑戰下,又逐漸失去聯董會的外援,也難怪東海大學會顯得進退失據,顧盼徬徨了。
然而面對已經快速工業化、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社會,一所大學所能扮演的角色,難道就只是生產資本主義社會所需的高等技術勞動力而已?60年代歐美的學生運動,曾用基進的行動對這樣的趨勢表達了他們的質疑。依著
這所學校應造就具有獨特眼光並能投入生活的人,它不是製造白領階級的大學…學生應生活在思想的氣氛中,課程不是為了技術性的職業,而應著眼於各種範圍,避免嚴格的分科…
這樣的構想而成立的東海大學,在新的歷史環境下,應如何調整自己的角色?是要完全放棄創校的理想,還是透過「自由和不斷的尋求」 的過程,找到新的實踐理想的方式?這是在表面的財務危機之下,關於70年代的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背後更深刻的問題意識。
因此不用意外的,做為90年代前東海學生獨立思考的代表之一的東風社,在1973年提出〈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後,在六年後的《東風》49期,還繼續著〈轉變中的東海〉專題,以
俾使東海在轉變中,能對於傳統制度,原本的建校精神與目標,有相當的保留;而對於未來的轉變亦有其完備的規劃工作,不至於在轉變過程錯亂了我們的步伐
經過二十年之後,東海學生還繼續這樣說:
我們對於今天的東海所進行的反省,並不在於以古非今,或是單純懷念被大家以傳說建構的美好過往。我們的意圖毋寧是這樣的:藉由對於過往東海創設時所堅持的超越性理念的思考與肯定,希冀對在今日環境條件的變遷下,能夠再度提出一個新的、且具超越性質的理念。做為東海未來教育發展與整體制度設計規劃的探照燈,這正是東海的歷史傳統所向我們顯明的(侯念祖,1993)
70年代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並沒有隨著擴大招生、夜間部與研究所成立而被解決。相反的在每個歷史的關頭,在每次東海校園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類似的聲音總是會再次的響起。而創校初期的理念,究竟和當下現實的關係為何,也就再次被討論。正如《東風》45期專欄中,一段經常被引用的話:
這個既存的環境永遠是不完美的,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因此我們的探討也就是『未竟』的
只要東海和台灣的歷史還繼續往前進,這個「未竟的探討」就會不斷持續!
仔細觀察從1966--1977年間,關於「東海校園發展方向爭議」的各項文獻,我們可以發現幾個討論上的特徵:
首先是東海校園做為一個「大家庭」共同體的想像,以及對這個「共同體」在70年代後逐漸消失的追懷與反思。
其次東海的校園景觀,一方面做為創校初期的「黃金時代」、「共同體」的記憶留存,又是東海和各大專院校間重要的差異所在,成為東海師生對校園認同感的重要資源,也成為對校園問題進行討論、爭議時的論述戰場。
最後是東海學生,相較於態度較「務實」的師長們,學生從校園現實的問題出發,往往提出了更具想像力的藍圖和激進的批判。同時有些學生不滿足於只是在文字上進行辯詰,採取各種更直接的行動以求其理念的實現,甚至不惜和學校師長乃至政府官員發生嚴重的衝突。
如同「未竟的探討」,這三項特徵也不斷的重覆出現在後來東海的歷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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