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21 18:30:13解影
碩士論文--第一章 未竟的探討(上)
第一章 未竟的探討
這個既存的環境永遠是不完美的,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因此我們的探討也就是「未竟」的
--- 《東風》45期專欄
只有一次,我被問得啞口無言,那是有人問我:「你是誰?」
---卡哈里‧紀伯侖,〈沙與泡沫〉
第一節 東海大學創校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
在中國近代史上,基督新教教會對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曾做出很大的貢獻。自從1865年於上海成立聖約翰大學以來,基督新教教會在1949年以前在中國共成立了十三所頗負盛名的基督教大學 。
1919年的「五四運動」發生後,中國的大學生開始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對國家重大議題發出他們的聲音。由於基督教大學多半秉持著自由主義的教育傳統(liberal education),使其學生往往積極參與對國家或行政機關爭取自由的行動。例如設在北平和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燕京大學,就是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在1920-1940年間發動了多起的民權運動。這樣的歷史經驗,使得國民黨在1949年退守台灣之後,嚴密監視大學生的活動,並對於基督教大學的運作施加強烈的影響力(Chung,1982:12-13)。
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只有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一所大學、一所師範大學、兩所學院以及兩所專科學校,高等教育資源十分貧乏。雖然在1946年時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曾致函成立於1932年,負責襄助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希望聯董會可以支持在福爾摩沙(Formosa即台灣) 成立一所基督教的學院(college)。但聯董會當時專注於現有學校在戰後的重建工作,因此拒絕了長老教會的請求(Chung:20)。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抵台灣海峽,穩定了國民政府在台灣岑岑可危的局勢,國民政府此時才有心力關注高等教育的發展。但由於擔心之前在中國大陸的經驗重演,仍對私人興學採取十分謹慎小心的態度。不過在許多原來中國基督教大學校友的努力下,1954年蘇州大學(東吳大學)成立於台北市的市中心,1955年中原大學也在桃園成立,但這些大學的成立都缺乏國外教會的資助(Chung:15)。
理想與現實的折衝
1951年聯董會開始認真考慮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的可行性,並在次年2月由執行秘書芳威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專程來台,與台灣教育界及宗教界領袖討論設校條件。4月2日芳威廉博士向聯董會提出名為「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建議聯董會對於在台設立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他認為這所大學不應是大陸任何一所教會大學的翻版:「這是一個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同形態的大學。」(東史:4-5)。聯董會反應極為熱烈並表示贊成,同時根據芳威廉的備忘錄擬定了「計畫中的基督教大學之方針與目的說明」。之後聯董會於台北成立籌備處,積極推動設校的工作,在和各方人士聯繫討論後,決定將這所學校設立於台中的大度山上,並命名為「東海大學」。
雖然聯董會懷抱著高度的熱情和理想,但是官方對成立私立大學還是有很多政治性的考量。1953年6月籌備委員之一的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就東海設校問題和教育部長程天放會面時,教育部仍表示1.考量戰時經濟,希望學校的建築規模不要超過燕京、金陵大學的範圍2.人事安排上要減少左翼(left-wingers)人士涉入,並盡量選取本地人士3.雖然有安排課程、教學內容的自由,但仍必須遵照教育部規定行事(Chung:15)。同時除文、理之外的第三學院,聯董會雖傾向成立「社會科學學院」,但教育部則希望東海能發展醫學、農業或工程等實用技術的學院,而不要成立關注現實政治,可能會引起爭議的社會科學院(Chung:35),而且對教育部來說「社會科學」就等同於「社會主義」 。東海董事會 原先議決延請曾任福建協和大學校長,並積極協助籌備工作的陳錫恩博士擔任校長。但是由於陳錫恩具有美國國籍,教育部建議最好另行物色,同時陳個人也堅辭,校長人選問題遂擱置。經過多次協調後,最後決定由曾約農先生擔任首任東海大學校長。
1953年11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並於11月11日應邀至台中大度山校地,為東海大學舉行奠基破土典禮。
1955年10月31日東海大學第一屆新生正式入學,創校之初只有文理兩學院共七個系,只招收了兩百名學生。在聯董會的構想裡面,東海大學「將是一所不超過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因為人數太多會危及基督教理想氣氛的發展與堅持」(東海風:8)。
享譽國際的校園環境
東海大學的校園是由貝聿銘建築師設計,1954年4月邀請陳其寬、張肇康共同參與,初步設計均在美國紐約進行,同年11月全部草案決定,寄回台灣獲東海大學籌備處通過,並委託台灣本地建築師林澍民繪製施工圖,招標興工,由楊介眉建築師、范哲明工程師負責執行。1956年8月以後,再由張肇康、陳其寬負責後續工程的進行。在設計之初,張肇康即想在校園規劃中結合傳統中國的人文理想,因此採取中國傳統三合院式的校園設計,這成為東海校園建築的一大特色。
由於東海是一座教會學校,聯董會認為「在校園中要有一座教堂,而且要矗立在校園中最重要和最適當的位置,經常開放給全校師生,接受主耶穌的精神啟示。」(東海風:209)在創校八年後,路思義教堂正式動工,並於1963年完工啟用。
特出的的校園空間設計,使得東海校園享譽國際。尤其是路思義教堂,被視為是現代建築的經典案例。同時也是後來因為設計香港中國大樓、法國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而享譽國際的貝聿銘建築師,在台灣的唯一作品。
第二節 爭議與轉型:東海要往哪裡去?
校園發展方向爭議
1966年到1972年,根據東海大學校史的分段,是東海大學的「爭議時期」。鄭禎樺則從校園景觀空間變遷的角度,認為東海在1971--1977年間,進入了「校園景觀空間轉型期」,他的分段意涵著東海的轉型爭議,並未在1972年就中止,而是一直持續到1977年,梅可望接任東海校長後為止。東海校史上也把1972年到1978年,視為東海的「轉型時期」。觀諸校史即使在轉型時期,仍存在著許多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因此可以說東海從1966到1977年間,由於內外環境的丕變,校園內部一直處在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和轉型調適的過程中。這麼長久的過程,對整個東海的校園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不論如何分段,關於爭議和轉型產生的原因,卻是非常清楚的:
有關東海方向的爭議,其關鍵端在財源一事。也就是本校財政面臨困難,引起了如何以最好的途徑和方式發展東海的爭論。本校財政面臨的壓力,起因於年度預算日益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聯合董事會對本校政策又有轉變,促請本校儘早謀求自立自足。結果財政壓力終又導致本校教職員由原有的優勢轉為劣勢,最後竟不能與公立大學相比,於是爭論因之轉劇。(東史:245)
由於東海大學創校之初,全賴聯董會提供財源,台灣本地幾乎毫無贊助。1956年聯董會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致力以更多力量發展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1958年聯董會積存的基金(此款係由大陸教會大學的結束而結存著)幾乎已用罄,因此投注在東海大學的資源更少,對東海在財務上能完全仰賴台灣本地捐助的期望也更殷切。
然而要求東海大學在財務上完全獨立自主,談何容易?在東大創校第十年(1964)聯董會提出的「東海大學調查報告書」在財源一項即指出:
東海太過依賴外國財源的贊助…每年大約新台幣一萬千元的總預算中,外國的資助占了72.9﹪,而台灣本地的財源只佔27.1﹪(東史:232)
1966年東海財務問題日益嚴重,東海大學校史稱當年為「本校財政面臨困境而必須尋求突破的轉捩點」(東海大學校史:248)雖然東海大學於當年進行首次的募捐活動,但是僅得四十五萬元,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對於東海的財務危機要如何解決,連繫到東海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問題。就目前的文獻資料看來:「本校發展方向之爭議的主要內容為擴大招生、成立研究所及創辦夜間部」(東史:256)當時東海教授會自民國55年起,即多次提案,認為為增闢財源、滿足社會需要、提高學術研究水準,東海應考慮擴大招生及成立研究所、創辦夜間部。當時的校長吳德耀先生初時表示:「牽涉問題甚多,尚須從長計議」(前揭書:257)經過多次討論後,董事會在1968年5月31日董事會議上,做出四年之內增收學生至一千兩百人的計畫。但是關於成立研究所以及夜間部的計畫,吳校長則表示,雖然現在已是東海必須重新評估它的理想和教育目標的時候,但是關於這兩項提議,必須審慎考量學校教學品質是否能維持,以及這些措施是否能有效解決財務問題後才能進行(前揭書:258-260)。
吳校長的意見並未獲得教授會的同意和諒解,同年10月23日時教授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與會教授對校務發展停滯不前甚為憂慮,因此投票表示對吳校長領導校政方針的不滿,並致函董事會各董事及芳威廉博士(前揭書:262)。
1969年4月,吳校長才在經過一連串的爭議後,於「本校今後之發展方針」報告中表示,擬增加學生人數與增設院系成立研究所、研究中心。至於夜間部的開辦則尚未有決議(前揭書:263-264)。
學生對爭議的參與
除了校長與教授外,東海學生們也透過各種方式,參與了對學校未來方向的討論。
1971年5月,由東海「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出版的第7期《大度風》雜誌,收集了各方學生對東海轉型問題的意見。學生們的意見不一,不過大體上集中在質與量如何兼顧、小班制和全體住校制應否廢除、是否應設立研究所和夜間部等問題上。
1973年,富有歷史的東海學生社團刊物《東風》第40期,也以專題討論東海的校園變化。在題為〈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的社論 中表示,對於東海發展方向的討論不應集中在小班制、住校制等實務問題上,真正重要並需要思考的是:
東海如何以一個現代大學的身份,在現今世界的潮流和台灣的現實脈絡裡生存發展。只有以這樣的考慮,一所大學才可能對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精神上的抱殘守缺,理想的忽視才是一所大學破落的根本」(《東風》第40期:1)
該文同時提出兩個建構現代大學教育價值的方向,「大學民主化」以及「大學社會化」。「大學民主化」是指現代大學在本質上所表現出的師生共同參與的精神,而「大學社會化」是指大學以對社會的貢獻作為存在的價值。
東海的新時代!?
1970年,東海的催生者,聯董會執行秘書芳威廉博士退休。
東海之能順利成長且贏得佳譽,芳威廉博士之全力支持,功不可沒。隨著芳威廉博士的退休,東海步入了另一個新時代,一個極其艱苦的時代(東史:252)
次年,擔任第二任校長長達14年的吳德耀校長辭職,由教務長唐守謙代理校長職務。
種種爭議的問題最後還是獲得解決,1970年東海大學正式成立中國文學及歷史兩研究所,並開始招生。1972年5月9日,董事會通過由謝明山擔任東海校長,並正式成立東海大學夜間部,由謝明山校長兼夜間部主任,呂士朋教授任副主任。同時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宿舍不敷使用,首次開放部分學生外宿,東海學生全體住校的傳統就在此時被打破了。
同年聯董會開始實施五年遞減計畫,逐漸停止對東海大學經常費的補助。
這所以繼承前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名而成立的學校,必須開始摸索一條新的道路…。
這個既存的環境永遠是不完美的,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因此我們的探討也就是「未竟」的
--- 《東風》45期專欄
只有一次,我被問得啞口無言,那是有人問我:「你是誰?」
---卡哈里‧紀伯侖,〈沙與泡沫〉
第一節 東海大學創校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
在中國近代史上,基督新教教會對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曾做出很大的貢獻。自從1865年於上海成立聖約翰大學以來,基督新教教會在1949年以前在中國共成立了十三所頗負盛名的基督教大學 。
1919年的「五四運動」發生後,中國的大學生開始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對國家重大議題發出他們的聲音。由於基督教大學多半秉持著自由主義的教育傳統(liberal education),使其學生往往積極參與對國家或行政機關爭取自由的行動。例如設在北平和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燕京大學,就是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在1920-1940年間發動了多起的民權運動。這樣的歷史經驗,使得國民黨在1949年退守台灣之後,嚴密監視大學生的活動,並對於基督教大學的運作施加強烈的影響力(Chung,1982:12-13)。
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只有日本人遺留下來的一所大學、一所師範大學、兩所學院以及兩所專科學校,高等教育資源十分貧乏。雖然在1946年時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曾致函成立於1932年,負責襄助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希望聯董會可以支持在福爾摩沙(Formosa即台灣) 成立一所基督教的學院(college)。但聯董會當時專注於現有學校在戰後的重建工作,因此拒絕了長老教會的請求(Chung:20)。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抵台灣海峽,穩定了國民政府在台灣岑岑可危的局勢,國民政府此時才有心力關注高等教育的發展。但由於擔心之前在中國大陸的經驗重演,仍對私人興學採取十分謹慎小心的態度。不過在許多原來中國基督教大學校友的努力下,1954年蘇州大學(東吳大學)成立於台北市的市中心,1955年中原大學也在桃園成立,但這些大學的成立都缺乏國外教會的資助(Chung:15)。
理想與現實的折衝
1951年聯董會開始認真考慮在台灣設立一所基督教大學的可行性,並在次年2月由執行秘書芳威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專程來台,與台灣教育界及宗教界領袖討論設校條件。4月2日芳威廉博士向聯董會提出名為「我所欲見設於台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形態備忘錄」,建議聯董會對於在台設立基督教大學的構想予以支持,他認為這所大學不應是大陸任何一所教會大學的翻版:「這是一個開始,我們有機會去創立一個不同形態的大學。」(東史:4-5)。聯董會反應極為熱烈並表示贊成,同時根據芳威廉的備忘錄擬定了「計畫中的基督教大學之方針與目的說明」。之後聯董會於台北成立籌備處,積極推動設校的工作,在和各方人士聯繫討論後,決定將這所學校設立於台中的大度山上,並命名為「東海大學」。
雖然聯董會懷抱著高度的熱情和理想,但是官方對成立私立大學還是有很多政治性的考量。1953年6月籌備委員之一的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就東海設校問題和教育部長程天放會面時,教育部仍表示1.考量戰時經濟,希望學校的建築規模不要超過燕京、金陵大學的範圍2.人事安排上要減少左翼(left-wingers)人士涉入,並盡量選取本地人士3.雖然有安排課程、教學內容的自由,但仍必須遵照教育部規定行事(Chung:15)。同時除文、理之外的第三學院,聯董會雖傾向成立「社會科學學院」,但教育部則希望東海能發展醫學、農業或工程等實用技術的學院,而不要成立關注現實政治,可能會引起爭議的社會科學院(Chung:35),而且對教育部來說「社會科學」就等同於「社會主義」 。東海董事會 原先議決延請曾任福建協和大學校長,並積極協助籌備工作的陳錫恩博士擔任校長。但是由於陳錫恩具有美國國籍,教育部建議最好另行物色,同時陳個人也堅辭,校長人選問題遂擱置。經過多次協調後,最後決定由曾約農先生擔任首任東海大學校長。
1953年11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並於11月11日應邀至台中大度山校地,為東海大學舉行奠基破土典禮。
1955年10月31日東海大學第一屆新生正式入學,創校之初只有文理兩學院共七個系,只招收了兩百名學生。在聯董會的構想裡面,東海大學「將是一所不超過五、六百人的小型大學,因為人數太多會危及基督教理想氣氛的發展與堅持」(東海風:8)。
享譽國際的校園環境
東海大學的校園是由貝聿銘建築師設計,1954年4月邀請陳其寬、張肇康共同參與,初步設計均在美國紐約進行,同年11月全部草案決定,寄回台灣獲東海大學籌備處通過,並委託台灣本地建築師林澍民繪製施工圖,招標興工,由楊介眉建築師、范哲明工程師負責執行。1956年8月以後,再由張肇康、陳其寬負責後續工程的進行。在設計之初,張肇康即想在校園規劃中結合傳統中國的人文理想,因此採取中國傳統三合院式的校園設計,這成為東海校園建築的一大特色。
由於東海是一座教會學校,聯董會認為「在校園中要有一座教堂,而且要矗立在校園中最重要和最適當的位置,經常開放給全校師生,接受主耶穌的精神啟示。」(東海風:209)在創校八年後,路思義教堂正式動工,並於1963年完工啟用。
特出的的校園空間設計,使得東海校園享譽國際。尤其是路思義教堂,被視為是現代建築的經典案例。同時也是後來因為設計香港中國大樓、法國巴黎羅浮宮玻璃金字塔而享譽國際的貝聿銘建築師,在台灣的唯一作品。
第二節 爭議與轉型:東海要往哪裡去?
校園發展方向爭議
1966年到1972年,根據東海大學校史的分段,是東海大學的「爭議時期」。鄭禎樺則從校園景觀空間變遷的角度,認為東海在1971--1977年間,進入了「校園景觀空間轉型期」,他的分段意涵著東海的轉型爭議,並未在1972年就中止,而是一直持續到1977年,梅可望接任東海校長後為止。東海校史上也把1972年到1978年,視為東海的「轉型時期」。觀諸校史即使在轉型時期,仍存在著許多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因此可以說東海從1966到1977年間,由於內外環境的丕變,校園內部一直處在關於校園發展方向的爭議和轉型調適的過程中。這麼長久的過程,對整個東海的校園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不論如何分段,關於爭議和轉型產生的原因,卻是非常清楚的:
有關東海方向的爭議,其關鍵端在財源一事。也就是本校財政面臨困難,引起了如何以最好的途徑和方式發展東海的爭論。本校財政面臨的壓力,起因於年度預算日益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聯合董事會對本校政策又有轉變,促請本校儘早謀求自立自足。結果財政壓力終又導致本校教職員由原有的優勢轉為劣勢,最後竟不能與公立大學相比,於是爭論因之轉劇。(東史:245)
由於東海大學創校之初,全賴聯董會提供財源,台灣本地幾乎毫無贊助。1956年聯董會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致力以更多力量發展亞洲地區的高等教育。1958年聯董會積存的基金(此款係由大陸教會大學的結束而結存著)幾乎已用罄,因此投注在東海大學的資源更少,對東海在財務上能完全仰賴台灣本地捐助的期望也更殷切。
然而要求東海大學在財務上完全獨立自主,談何容易?在東大創校第十年(1964)聯董會提出的「東海大學調查報告書」在財源一項即指出:
東海太過依賴外國財源的贊助…每年大約新台幣一萬千元的總預算中,外國的資助占了72.9﹪,而台灣本地的財源只佔27.1﹪(東史:232)
1966年東海財務問題日益嚴重,東海大學校史稱當年為「本校財政面臨困境而必須尋求突破的轉捩點」(東海大學校史:248)雖然東海大學於當年進行首次的募捐活動,但是僅得四十五萬元,杯水車薪,於事無補。
對於東海的財務危機要如何解決,連繫到東海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問題。就目前的文獻資料看來:「本校發展方向之爭議的主要內容為擴大招生、成立研究所及創辦夜間部」(東史:256)當時東海教授會自民國55年起,即多次提案,認為為增闢財源、滿足社會需要、提高學術研究水準,東海應考慮擴大招生及成立研究所、創辦夜間部。當時的校長吳德耀先生初時表示:「牽涉問題甚多,尚須從長計議」(前揭書:257)經過多次討論後,董事會在1968年5月31日董事會議上,做出四年之內增收學生至一千兩百人的計畫。但是關於成立研究所以及夜間部的計畫,吳校長則表示,雖然現在已是東海必須重新評估它的理想和教育目標的時候,但是關於這兩項提議,必須審慎考量學校教學品質是否能維持,以及這些措施是否能有效解決財務問題後才能進行(前揭書:258-260)。
吳校長的意見並未獲得教授會的同意和諒解,同年10月23日時教授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與會教授對校務發展停滯不前甚為憂慮,因此投票表示對吳校長領導校政方針的不滿,並致函董事會各董事及芳威廉博士(前揭書:262)。
1969年4月,吳校長才在經過一連串的爭議後,於「本校今後之發展方針」報告中表示,擬增加學生人數與增設院系成立研究所、研究中心。至於夜間部的開辦則尚未有決議(前揭書:263-264)。
學生對爭議的參與
除了校長與教授外,東海學生們也透過各種方式,參與了對學校未來方向的討論。
1971年5月,由東海「榮譽制度推行委員會」出版的第7期《大度風》雜誌,收集了各方學生對東海轉型問題的意見。學生們的意見不一,不過大體上集中在質與量如何兼顧、小班制和全體住校制應否廢除、是否應設立研究所和夜間部等問題上。
1973年,富有歷史的東海學生社團刊物《東風》第40期,也以專題討論東海的校園變化。在題為〈我們對新東海的期望〉的社論 中表示,對於東海發展方向的討論不應集中在小班制、住校制等實務問題上,真正重要並需要思考的是:
東海如何以一個現代大學的身份,在現今世界的潮流和台灣的現實脈絡裡生存發展。只有以這樣的考慮,一所大學才可能對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精神上的抱殘守缺,理想的忽視才是一所大學破落的根本」(《東風》第40期:1)
該文同時提出兩個建構現代大學教育價值的方向,「大學民主化」以及「大學社會化」。「大學民主化」是指現代大學在本質上所表現出的師生共同參與的精神,而「大學社會化」是指大學以對社會的貢獻作為存在的價值。
東海的新時代!?
1970年,東海的催生者,聯董會執行秘書芳威廉博士退休。
東海之能順利成長且贏得佳譽,芳威廉博士之全力支持,功不可沒。隨著芳威廉博士的退休,東海步入了另一個新時代,一個極其艱苦的時代(東史:252)
次年,擔任第二任校長長達14年的吳德耀校長辭職,由教務長唐守謙代理校長職務。
種種爭議的問題最後還是獲得解決,1970年東海大學正式成立中國文學及歷史兩研究所,並開始招生。1972年5月9日,董事會通過由謝明山擔任東海校長,並正式成立東海大學夜間部,由謝明山校長兼夜間部主任,呂士朋教授任副主任。同時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宿舍不敷使用,首次開放部分學生外宿,東海學生全體住校的傳統就在此時被打破了。
同年聯董會開始實施五年遞減計畫,逐漸停止對東海大學經常費的補助。
這所以繼承前中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之名而成立的學校,必須開始摸索一條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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