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捌章 研究問題四： 社會文化環境與實踐的挪用

東海校方行政單位和學生的行動，都不可能自外於台灣社會的變化之外。在這個社會運動鬥爭的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對象徵符號和社會實踐的挪用。只有把這些挪用、轉化的行動放在台灣社會發展的歷史背景中，我們才能對這運動中的集體記憶與修辭的轉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校內運動和外在社會環境脈絡的關連，在1990年相思林事件後，就有學生社團提出以「校內師生公民投票」方式，決定校園重大景觀的變更。但是在歷次的校園空間運動中，「公投」都沒有成為抗爭的手段。在2003年，政壇上藍綠兩方正因為公投法的提案和表決而爭論不休，關於公投的討論成了整個社會注目的焦點。10月時因為媒體報導台中市府計畫開闢聯外道路穿越東海校園，引發了校內一系列的抗議活動，公投第一次做為學生的抗議手段而被具體實踐。

台社季刊編委會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戰後台灣社會的發展的歷史分期架構，如果將其和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發展的過程作連結，似乎可以幫助我們對學生行動的社會環境因素，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一、東潮時期：民國76—79年（1987—1990）

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進入改革威權時期和民粹威權時期的過渡階段，「各種各類的社會運動和抗議行動在戒嚴法既廢、強人已死之下蜂起全島。」（台社，2003：7）受到外在環境劇烈變動的影響，一向封閉的大學校園也開始震動。鄧丕雲稱1986年7月到1988年6月為台灣80年代學運的突破期（鄧丕雲，1993），校園運動從原本台大一枝獨秀，變成全島性的普遍現象。各校都出現了以爭取言論免審稿權和校園民主為主題的地下刊物，並出現許多以地下社團形式運作的行動團體。這些團體大都是採取體制外的形式，以單線聯絡的方式進行成員間的聯繫，這是在當時政治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

這段時間內東海也出現了「東潮」等地下團體，另外校園內也發生了「約農河事件」、「新宗教中心事件」等重大的校園景觀爭議，但是除了透過匿名海報和噴漆抗議外，學生並沒有辦法形成有組織的力量挑戰校方的決策。由於「東潮」是此時期主要的行動團體，同時地下化、非組織性的行動是此時期學生行動的特徵，因此我將這個時期定名為「東潮時期」，這個階段中止於「東潮」的成員分化，正式成立正式的社團。

二、相思林時期：民國79年--83年（1990—1994）

台灣學生運動在1986年逐漸突破校園政治禁忌後，在1989、1990年開始有了更多元的發展，一方面原有的地下社團開始正式化，甚至以正式社團名義招收成員。同時在議題上開始浮現大學改造、社會實踐與政治抗爭三大主軸。（鄧丕雲，1993：210）

在1990年3月爆發的三月學運，確立了台灣學生運動的正當性。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抗議，不再被視為是洪水猛獸，而被視為是理想主義和社會改革著的重要一環。在這樣的背景下緊接著同年6月，由於梅可望以「交互贈與」方式，將東海相思林地賣給郵政總局，產生了東海校內第一宗的遊行抗議事件--「相思林事件」。
關於「相思林事件」對後來東海校園空間運動的影響，前面已做過許多敘述，回顧這段時期的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包括「綜合大樓事件」，也都是圍繞著「相思林地」為議題，可以說「相思林」成為這個時期校園空間運動的主題因此我將這個時期命名為「相思林時期」。

「相思林事件」發生時，正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顛峰期，對於學生的力量和可能性，整個社會和學校行政單位都還無法完全控制。相應於其後台灣的社運逐漸衰退，或為國族主義收編，或是自行消散，東海的「相思林運動」經過多年的努力，雖然也將層次不斷拉高，甚至北上至教育部請願，但是最後仍舊無法取回校地。同時「綜合大樓」也在阮大年校長保證「東海不會再出現未經規劃的建築」的宣誓下動工。

三、民主弱化時期：民國83年—88年（1994—1999）

台灣社會在1993年後由於李登輝完成對國民黨統治機器的收編整合，掌握黨政軍於一身，與反對黨相互奧援，開始進入「民粹威權」時期。這個時期國家機器揮別過去的國民黨統治機器，開始進行重新建構。透過大眾動員和本土化意識型態的「文化霸權」進行內部的統合。相對的社會運動的力量則在1990年後逐漸削弱，要不是苟延殘喘，不然就是被編成為政治運動的一環。

在國家機器的文化霸權統合工作中，「社區總體營造」論述在這時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透過美學化的修辭以及國家機器資源的大筆灌注，社區總體營造連結了本土化的意識型態，雖然激起了民眾對周遭環境的關注，但也收編了過去經濟發展論述下，文化/經濟、城市/農村發展失衡的不滿。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發現東海校園的學生自治體制也逐漸崩壞，1994年之後學生議會議員選舉不足額、流會等情況時有所聞。學生自治的運作也日益缺乏規範和理想。其背後的原因和台灣社運的衰退也相似，都是由於參與主體的力量不足以支撐運動。校內外環境的變化，使得東海校園空間運動必須尋找新的行動方式，以集結群眾力量。過去的遊行抗議的行動方式開始受到質疑，當時正興盛的婦女、同志、社區運動，以及行動劇、變裝遊行的形式，對學生行動想像都造成影響，也就在這個背景下，才會有在「德耀路事件」中，採取彩繪方式，對學校的空間進行美學、頑鬥主義式（vandalism，參見何方，1990：74—78）的抗議。

頑鬥主義的抗議方式最早可追溯至1990年的「無殼蝸牛運動」，當時「無住屋團結組織」以「夜宿忠孝東路」的方式對政府的住宅政策進行抗議，引起媒體輿論的注意。不過在當時趙剛就批評，在這樣的運動形式中，缺乏深刻的組織動員和群眾教育工作，以及對社會問題的結構性分析。運動團體在其中很可能退縮成「壓力團體」，而其抗議行動就變成集體宣洩的「嘉年華會」（趙剛，1990）。那麼「德耀路事件」究竟是一場嘉年華會？還是透過美學化的形式，使得運動產生更大的能量，這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而在民國85年的「科技大樓事件」中，學生的文宣直接摘引了「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相關文獻，並提出參與式規劃的構想，以化解理學院學生對運動的反彈。這可以看到社會環境對學生行動總戲碼的影響。

總體來看，在這段期間前一階段的學生運動（不論是空間運動或學生自治）在運動主體成長的侷限已經顯露，使得之前所爭取到的各種民主行動的空間（如：學生會、言論自由…）都出現許多問題，甚至有出現保守、倒退的現象。（例如：學生會要求張貼海報要事先審查）。因此我稱之為「民主弱化」時期，由於「民主的弱化」，學生設法用「美學化」的形式，企圖挽救運動的體質和爭取更多的群眾。
在這段時期中，比較特別的事件是1998年的「小惠事件」。這可能是相思林事件以來，學生頭一次針對校外環境問題採取大規模的集體抗議行動。其運動形成的結構性因素以及動力，都和之前的運動（甚至之後）的運動有很大不同。我個人認為需要特別的分析。

四、後118時期：民國88年—92年（1999—2004）

90年代末期「全球化」已經變成各行各業朗朗上口的語詞。全球化的經濟發展，也帶來了城市形象打造、發展文化象徵經濟的課題。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所進行的一連串嶄新的都市文化政策，可以說是後來台中、高雄等城市發展城市文化產業的先聲。但在形象打造的同時，政治與公共政策辯論的美學化傾向也愈益嚴重。形象政治與民粹政治，成了台灣社會揮之不去的惡夢。

仔細觀看這時期的學生運動文宣，「全球化」也成了重要的主題。在「11停車場事件」後，學生們曾舉辦了一系列的校園公共論壇，以設法建立校園空間的「公共性」。這暗和著在民粹政治背景下，輿論和知識界對「公共性」熱切討論的氣氛。同時除了原有的異議性社團之外，參與校園空間運動學生，也包括了過去的沒有的「東海校園景觀解說員社」、建築系、景觀系的同學。在2003年「教堂聯外道路事件」中，學生還和校門口外的東大路的住戶合作，一起向台中市政府抗議。如何透過更具「公共性」的方式，以進行擴大的結盟和組織，變成是時期學生們思考運動的重點。

關於這時期的定名，我考慮了很多，由於歷史還在進行中，姑且援用學界的慣例以「後118時期」定名之。但是「118停車場」事件的成功，確實也為當時低迷的校內學生運動，帶來一絲新的活力。而有後來「東海希望聯盟」等更擴大的連結。從這角度看2003年的「教堂聯外道路」事件，就像是長久東海空間運動歷史遺產的繼承與延續，使得學生可以在短短一個月內做出那麼多的活動。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東海校園不斷發生的校園空間運動，在操作想像和實踐上，都和台灣社會的變化緊密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