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學生會與校園公共性

「學生政府」的意義

「學生政府」的成立是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重要成果，學生透過成立三權分立形式的學生政府，表達了對理想大學的追求。並以此批判、對抗校園行政官僚的「特別權力關係」，父權式的傳統師生倫理。

從柯司特的都市社會理論來看，學生自治、校園民主的訴求，體現了都市社會運動三大目標中，要求空間的自我管理、草根民主的面向。事實上在相思林事件前，東海校方就允許學生會長、議長等學生代表參加行政會議。在多次抗爭事件發生後，又增加了參與校園行政及校園空間規劃的學生代表人數。這使得學生可以以學生會長的代表性，進入學校的行政決策核心，干預校園空間規劃與資源配置的問題。因此雖然「學生政府」在創立之初就問題重重，但「異議性社團」仍以「工具性利用」的態度，積極參與學生會會長的選舉。

「異議性社團」與東海學生會

要求改變學生活動中心，成立學生自治組織，是「東潮」團體主要的訴求之一。其後在東海校方的主導下，於1988～1989年進行籌組，選舉「制憲代表」、召開「制憲會議」。由於校方完全一手主導學生會的成立過程，使得「大度山社」憤而退出「制憲代表」的選舉。東海校方給予東海學生會豐沛的資源，並在媒體上大肆宣傳。由於學生會的出生帶著校方權力的烙印，因此「異議性社團」普遍認為「東海學生會」是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學生代表機關。所謂的後天失調指的是，學生缺乏參與校內公共事務的意願和能力。第八屆學生會長吳明孝以自己的參與經驗，談到：「…台灣的校園民主運動其實是配合解嚴後的社會力量推開的，而非學生自主的力量去要來的。當社會的矛盾趨緩，學生的參與意願低落，學生會的運作也就會發生困難…」。（訪問記錄：2003/5/24）

在90年代，曾經推動學生政府成立的各校都出現和東海學生會相同的問題。初期東海校園的「異議性社團」仍可以經由學生會的代表性與行政資源，推動校園空間運動的發展。例如：第三屆學生會長蕭武昌在任內推動廢除女舍門禁，召開「綜合大樓興建」公聽會。第七屆學生會長劉維鈞、學生議會議長楊琇雁，提出「科技大樓」的「參與式規劃」方案。第八屆學生會會長吳明孝，推動宿舍棟長選區重新劃分等。但是由於校園學生力量，不足以支撐學生會的運作，後來「異議性社團」參與學生會運作，常變成是努力在「撐」起學生會。例如：花很多時間在動員、勸說各系的議員來開會，以讓學生會的預算案能夠通過。而學生會長雖然能夠參加校方行政會議，但是卻常常被校內學生懷疑為替校方「背書」。種種現象常會使「異議性社團」幹部覺得，參與學生會運作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在90年代中期，是否有必要去利用學生會，在人間/台研內部成為一個劇烈辯論的問題，最後決定不再參與學生會會長選舉。

另一個異議性社團「大度山社」，則一直持續參與學生會事務，可是東海「學生政府」的結構夠性問題並沒有獲得解決。在第九屆學生會時，由於學生議會議長選舉發生紛爭，導致學生會預算無法通過，讓在中部地區頗負盛名的「東海藝術季」活動停辦。其後各屆學生會，也經常發生由於議會流會頻頻，導致預算案無法通過的事例。

重建校園公共性
東海「學生政府」由學生的積極爭取，到後來實踐上的問題重重，顯現了一個從威權政治體制下剛解放出來的台灣社會的重要課題：什麼是「民主」？什麼是「公共」？

第八屆的學生會會長吳明孝，由於是法律系出身，經常和人間/台研的幹部私下討論如何有可能透過制度的改良，以解決學生自治的問題。當時想出來的點子包括：以「學生工會」而非「學生政府」角度來設計學生政府、用理監事制或內閣制取代「總統制」、用全校公投方式進行重新制憲、宣布東海學生自治進入「第二共和」等等。

吳明孝的想法或許有些天真，然而卻表達了一個尖銳的課題：民主從來就不是某種固定的形式和制度，其實現的保證在於存在具有主動參與、進行對話討論能力的公民。民主制度應是為了生活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的公民，其方便能夠實現民主的價值而設計，而非一廂情願的以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做為民主制度的想像。在80年代末期各校沸沸揚揚的爭取成立「學生政府」的同時，幾乎沒有人思考到，將用於管理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動的搬到大學校園中來，是否適當？

在「118停車場事件」後，人間/台研在東海校園「信箱間」廣場，舉辦了一系列的「公共論壇」，針對「V大樓改建」、「校門口重建」等空間議題，舉辦演講與討公開討論。這種重回十年前「東潮」的「肥皂箱」演講的運動形式，表現了經歷過校園民主的一連串崩壞後，部分異議性社團幹部對「民主」與「公共性」的重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