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童莫札特的祖國奧地利無所不用其極大肆慶祝他的250歲生日，各國也把握機會努力”沾光”。相較之下，今年歡慶百歲冥誕的俄國作曲家蕭士塔高維契就乏人問津，慶祝活動屈指可數。

這下開始有人在反應是否有太多相關莫札特慶祝活動熱過頭了？一位身為奧地利子民的維也納愛樂首席霍內克訪台時憂心忡忡的表示：「我從不懷疑莫札特是神童，但是市場上充斥著素質良莠不齊的音樂會，我很擔心物極必反。」再他的內心，莫札特和蕭士塔高維契代表不同世代的音樂菁英，而且兩者音樂互相契合，「蕭士塔高維契第二交響曲的純淨風格很適合與莫札特作品放在同場音樂會中。」

其實霍內克一席話正點出樂界的憂慮，紐約時報知名樂評人何藍德認為樂界應該以精益求精的方式對神童表達敬意，像是選擇兩首交響作品，進行不同的詮釋，首次以18世紀的樂器編制呈現，第二次使用福特萬格勒和華爾特所建構的現代音樂的意義。「現代大家都把莫札特當成商業產品，應該要回到藝術本位。」

在英國樂評人萊布列希特認為1991年時，全球才瘋狂慶祝莫札特逝世200周年，為何15年後還要再來一次。而且在歷史中巴赫、海頓繼承先人留下的音樂遺產再創新意，莫札特只不過增添幾串好聽的音符，缺乏開創的野心，遑論也只是為當權者寫著好聽的小夜曲。相較之下，蕭士塔高維契擁有真正挑戰當權者的勇氣，具有實質的歷史意義，卻被人忽視。

萊布列希特的直言，引起樂迷大量投書韃伐，有人認為商業化的莫札特，並非作曲家本身的錯，為何莫札特要當代罪羔羊。還有人明白指出如果二選一他會選擇聆聽莫札特而非蕭士塔高維契。甚至有讀者舉出莫札特偉大十大例證對抗文中的批評。美國佛州棕櫚灘郵報樂評人更指出萊布列布特根本不了解莫札特在西方音樂史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在BBC拒絕播放莫札特所有作品以及萊布列希特大力遣責全球的慶祝活動之後，英國目前是歡慶蕭士塔高維契最積極的國家，俄國指揮葛濟夫帶領倫敦交響樂團挑戰蕭士塔高維契15首交響曲，曼徹斯特兩大樂團哈雷和BBC愛樂管絃樂團將聯手推出15首交響曲。在其他國家美國德州奧斯汀將舉辦蕭士塔高維契音樂節，台灣國家交響樂團正推出作曲家的交響曲系列。

呵呵....真不知莫札特和蕭士塔高維契在天堂的彼端不知該做何感想吧！也許他們所作的音樂只是想表達他們心中的想法，沒想到現代的我們卻將它大做文章。想想霍內克和萊布列希特的擔憂不就是這樣嗎？真正的音樂就是心靈音樂，將商業化的音樂回歸到它們該有的純真音樂這也是一種美吧！

(取文至中國時報)

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奧地利)
在古典音樂的世界中，莫札特是大家公認的天才，他記憶力驚人，鋼琴的技藝更是高超，但無論他晚年的生活多麼困苦，他的作品總是那麼純淨無暇，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即使是後代的音樂大師柴可夫斯基，也尊稱他為「音樂的救世主」。
音樂神童

莫札特的父親是個出名的作曲家和小提家，從小莫札特便在父親的調教下展露出他的音樂天賦，三歲學琴、五歲開始創作音樂、六歲就和姊姊在德瑞薩女皇御前演奏，也開始了他和父親以及姊姊的歐洲巡迴演出，小莫札特在各大城市中演奏大鍵琴、小提琴以及風琴，也常即席視譜演出一些高難度的音樂，非常受到觀眾們的喜愛。

閃亮的青年

隨著莫札特年齡的日漸增長，人們對他天才的興趣也日漸下降，但他的巡迴演出仍持續到23歲，這段旅行，讓他有機會去接觸各國的音樂語言和風格，並汲取其精華，他高超的記憶力，更讓他吸收其他音樂家的特點，使得他的音樂，可說是當時歐洲所有音樂的綜合，經過他的音樂心靈淨化，再自成一格。

他八歲時寫了第一首交響曲、十二歲時創作了第一部歌劇，十四歲便親自指揮這部歌劇達二十次之多，十五歲時受聘為薩爾斯堡大主教的宮廷樂團首席，開始了他一連串的創作，二十四歲創作他第一部成熟的歌劇（Idomeneo），但才因為他的外務太多，而在歌劇完成的第二年，便被迫離職了。

淒涼的晚年

1782年，莫札特與康士坦莎‧韋伯（Canstanza Weber）小姐於維也納結婚，在初期，由於莫札特不斷有優秀的作品出爐，他們的生活並不虞匱乏，他的許多著名作品也在這時候完成，並且，他在這裡認識了海頓，彼此有著深厚的友誼，這從一向作曲信手拈來的莫札特，在他六首名為「獻給海頓」的弦樂四重奏手稿竟然有無數的修改可以看出，而海頓也曾在莫札特的父親面前說：「在上帝的面前，我誠懇告訴您，莫札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曲家。」

但由於夫妻二人的理財不當，加上當時奧國對土耳其宣戰，社會經濟緊縮，演出收入大減，二人的生活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莫札特時常心情不佳，但始終沒有將這種情緒表現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健康情形也每況愈下，1791年，一位陌生人來請他寫作「安魂曲」時，莫札持把他當成是地獄來的使者，認為自己將不久人世，他說：「我必須要完成我的葬曲。」同年十二月，便因風濕熱逝世，享年三十五歲。

至於莫札特是不是如我們所熟知的，死後被葬在城外的公墓，無人送葬、連墓地都無人知曉，倒是另當別論，據考証，為了減少喪葬的奢靡和維護環境衛生，當時的法律規定，必須於夜間維也納市民葬於城外的公墓中，莫札特的葬禮不但有多位人士參加，九天後更有盛大的追思禮拜在布拉格市舉行，也不枉他對古典音樂的貢獻了。

蕭斯塔高維契
蘇俄作曲家，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的1906年，他九歲時遭逢俄國大革命（1917），當年誕生了史上第一個共產政權，到他1975年逝世前，政治對他的人生、思想甚至音樂作品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影響。

他經歷了兩次大戰，全球經濟大蕭條，共產集權主義興起，俄國與西方世界的冷戰…。眼見幼時承襲的倫理傳統逐漸崩潰，新的世界秩序又未能完全建立，尤其活在一個箝制思想的國度中，他看待自己的生命不禁充滿灰暗自憐，並在創作的音樂中顯現了沉重而隱誨的壓力。

少年的蕭氏，曾在聖彼得堡音樂院就讀，在畢業時他發表了第一號交響曲（1926），獲得極高的讚譽，當時西方世界許多大指揮家都將此曲列為常演曲目，並看好他為本世紀最有前途的作曲家，然而他的才華展露也埋下了他日後成為御用作曲家的種子。翌年，為慶祝十月革命十週年，由蘇維埃政府授命寫了第二號交響曲，只有一樂章，尾聲並附有讚美列寧的合唱，但此曲之後未曾再被演奏過。

接下來他的作曲生涯就一直在被當局肯定或禁演中起伏不定。最嚴重的是在1932年，他發表的歌劇『馬克白夫人』，因為內容提及腐敗的官吏和女性解放的問題，初演後即遭到政府當局猛烈批評。同一部作品卻也在西方世界大受歡迎，音樂界稱蕭氏為「音樂天才」。1937年，蘇維埃的最高統治者史達林觀看了這部歌劇，並憤怒地拂袖而去，接連幾天黨報上的社論出現了攻擊蕭氏的文章，似乎暗示著他的性命地位即將不保。

他的確等著被捕，但不知為何卻僥倖逃過，或許是他在西方的名聲，使得當局相信他仍然有利用價值。從這個時候起，他的作品不再是純粹的音樂，他開始出現在一些大眾場合，宣讀官方教條，並前往西方讚揚蘇維埃共產主義，使得他的音樂彷彿充滿政治宣傳意味。

活著的時候被俄國當局視為國家的英雄，逝世時莫斯科官方為他發出訃聞，稱他為忠實的共產黨之子，肯定了社會世界主義的思想。

然而，故事並未隨著他的死亡而結束。

就在他逝世四年後，紐約出版了一本所謂蕭斯塔高維契的回憶錄『證言』，內容是由蕭氏口述，一位叫Volkov的記者記錄的。這本書上最大的震撼在於透過蕭氏口中，聽見了他對自己的護黨愛國行為並非出於忠貞，而是由於恐懼，和受到壓迫。當然蘇維埃政府立刻作出否認，聲明該書只是Volkov一人的杜撰，然而西方世界對於蕭氏在音樂上的表現與他的政治人格不符早有懷疑，所以『證言』的出現，正好適度的解答了他們的疑惑。

1981年蕭氏的指揮家兒子Maxim Schostakovitch攜同孫子在西德投奔自由，記者會上他說到他父親生前忍受極大的痛苦，那些痛苦影響他今日作出投奔自由的選擇。這件事更加說明了『證言』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