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Beck將風險的無所不包的特性稱為「冒險的普遍化」。風險沒有分層、沒有邊界，無法計算其可能性，然其結果卻是無法挽回的：風險乃「被歪曲的客體」，模擬兩可而又能被解釋，像是現代的神話生物（Dodd, 2002:241）。

風險社會之社會演化
　　依據Habermas的理論觀點，人類社會的演化階段主要是依據「組織原則」與「發展邏輯」兩個判準來區分，「組織原則」乃一些抽象的調節規則，決定社會的生產、分配、再生產等組織型態，「發展原則」代表人類個體和社會集體在認知發展、道德發展與學習能力上相類似的邏輯結構（顧忠華，2001:23）。
　　若以此概念結構來理解Beck的風險社會，在「組織原則」方面，工業化過程中「階級」逐漸成為社會組織型態的原則，其核心乃「財富」分配的邏輯，伴隨而來的是社會不平等之衝突現象，但隨著科技風險的普遍，風險的分配並非依照財富邏輯，故階級已非資源分配的唯一標準，隨著科技風險的增加，生態保護的思想大為流行；風險的考量成為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變遷的一個關鍵面向。從個人到集體的決策日益受「風險原則」的牽制，風險更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可能性設下限制性條件（顧忠華，2001:24-5）。　
　　自「發展邏輯」的觀點來看，風險並非如財富般可具體擁有，相較於階級位置乃「存在決定意識」，風險的位置則為「意識決定存在」，對於風險的認知與分類，往往帶有文化性差異，亦與社會階層、教育程度相關。現代風險的特色之一，在於其既難以認知，且其不良的後果又不一定立即顯現，因之風險乃一「開放性的社會建構」，須透過社會不同成員的溝通與互動，某些風險才能被公眾所意識，便成「公共領域」的議題。故風險的認知可比喻為「個體學習」與「社會學習」相互辯證的過程：風險非個人可任意規定的，而是作為一種社會建構（接近於Habermas的「規範結構」，其擁有相對自主性，能依照自己的邏輯持續發展，甚至在社會演化中扮演指導性角色）。Beck所期待的現代社會的「發展邏輯」，乃個別個人在風險知識上接受啟蒙，再經由社會運動式的集體行動，徹底改變社會的形態（顧忠華，2001:25-6）。
　
科學風險、反身的科學化
　　風險的產生不只是決策的問題，其根本為制度化的問題，制度化牽涉著科學研究、實踐與科學政策對風險的關係。科學的制度化機制扮演著科學與社會的中介，但卻成為科學危機的掩飾者，人們往往侷限於現行制度而盲目的認同，無法察覺制度化下科學的風險與盲目（周桂田，2001：47-8）。
第一現代的專家系統形成了兩個效果：其藉由狹隘的科學理性，壟斷現象世界的解釋，以相當精細分化、有限的「知」，去解釋大部分的「無知」、不可確定的領域；另一方面，不同領域充滿了專家解釋，同時也產生了許多門外漢（而某一領域的專家同時也是其他領域的門外漢），當科學理性為唯一準則時，排除了門外漢的參與，形成了理性獨占的窄化現象，也拒絕了社會溝通的實踐。
此種專家系統若運用於國家制度中，更進一步化身為「科技官僚」，科技官僚運用其政治權力，排除他人的參與，依據自身所重視的「利益」進行少數菁英式的決策（而其利益原則中亦不乏違背科學中立的原則，現代工業國家的科技官僚幾乎皆將科學當成生產工具，以「提高生產力的認識興趣」，來決定科學/科技政策）。而當專家系統、科技官僚所掌握的科學理性屈服於經濟理性與邏輯時，期待被殖民的科學對風險加以防範，則顯得困難。科學所面臨的經濟理性的壟斷，無論是科學行動者、決策者或制度內涵，都面臨了極大的束縛與異化（周桂田，2001：48-52）。
從科學本質的不確定，到風險的不確定性，可看出科學的進展乃整個系統的問題，其產生於系統的決定，也驅動了系統的演化，而風險乃系統演化的反饋作用，現代社會的風險，其反饋之強已震垮了科學神話、震壞了生態體系，以極快的速度震裂了工業文明。科學的問題不再是單一面向的解謎，而是逾越科學內部，並直接聯繫系統間的決定或整合。科學生產、應用及影響涉及了社會各系統，系統間不同利益的爭議與裁量，最終都是屬於政治範疇。故Beck主張「反身的科學化」（透過科學與科學之社會實踐的開放關係來進行），即「科學理論」與「社會理性」共同競爭，發展一個開放式的風險政治建構（周桂田，2001：68）。
　　反身的科學化直接點明科學、科學實踐與公共領域的關係，認為不同條件、程序、媒介與行動者，將產生不一樣的風險建構。風險建構乃一開放性的政治過程，在此協商的過程中，要面對的是多元的利益衝突、多元的情境與意識形態論述爭議，乃一長期的社會工程：科學理性勢必接受社會理性的批判與競爭，在公共領域中檢討、爭論與協調，公民的參與和學習，就科學實踐所引發的環境、社會風險進行協商，進而達成「風險理性」的共識（周桂田，2001：68-70）。
科學專家經常群體式壟斷科學問題真相，阻隔科學、風險、社會三者的溝通，因之，由Habermas所提出的審議民主 ，其多元論述與共識建構的觀點，在規範面上契合了風險理性乃科學理性與社會理性的調和，排除科學獨裁，強調開放多元的溝通程序可產生風險分擔（周桂田，2001：70-1）。
科學「被迫」從內部走出與社會對話，社會是由生態生存威脅「被迫」自保而進行科學批判，而政治是科學風險與社會風險鬥爭下，「被迫」進入風險的決定。風險理性的開放建構或科學民主的理念，都必須面臨民主程序的問題，即現實上赤裸裸的多元利益衝突、歧異文化意識形態對風險接受度的爭議，共識的形成是包容最大的異議或犧牲弱勢族群的價值，乃價值上多元歧異、互相肯認鬥爭的哲學（周桂田，2001：71）。

風險理性、風險建構、風險治理
　　Beck批判狹隘的理性觀，自創「風險理性」的概念作為「目的理性」的對立面。「風險理性」指的是一種開放的、允許充分彈性的新思維模式下，全方位地認識風險的各種可能來源與可能後果；因無論個人再怎麼「理性選擇」，當風險製造者污染了整體環境，單獨的個人根本無法自保，即風險使得個別行動者之「目的理性」的計算方式失去效準，故應以風險理性來超越目的理性（顧忠華，2001:26,35）；「風險理性」希望以較開放的精神，讓科學知識和社會不同階層的行動者產生更多的交流與互動，並在互相檢驗與批判中，凝聚出社會成員對風險的「定義」、「防治作業程序」、「補償標準」，乃至「可接受程度」種種議題的共識。這些爭議往往得透過「公共領域」來充分討論，且鼓勵公民間接或直接參與風險的「民主治理」，以尋求廣泛的正當性（顧忠華，2003:4）。
風險的治理應採雙向溝通的「新合作治理」模式，強調公、私部門，與社區、非營利組織，形構共同治理的網絡關係，透過緊密的互動與互信，建立起資訊流通、互補的資訊平台；若民間社區組織與非營利組能產生更「有機」的關聯，便可作為對抗風險擴散的「後衛」。個人應該認知到，對於公共風險的治理，並非「別人」、「政府」的事，每個公民都有其權利與義務，共同分擔風險；而社區與非營利組織皆為個人參與治理的中介管道，藉由平時溝通互動的社會連帶關係，於風險來臨時，便能發揮公共參與的力量，結合專業知識與志工精神，使平時累積的社會資本發揮效益（顧忠華，2003:4）。

反思性的現代性
　　Beck在研究西方社會「生活形式」的變化時，以「個人化」、「去傳統化」來形容變遷的趨勢，同時也觀察到科學與政治領域皆有「去邊界化」的現象，即知識和權力都不再由國家或正式的「專家組織」所壟斷，在傳統政治活動範圍之外，創造出許多「次文化」的空間（顧忠華，2001:27）。另一方面，Beck認為西方的社會學建立在對工業社會的認識上，因常以「簡單的現代化」理論來解釋過去的經驗，且存有不少對現代的迷思，而「反思性的現代化」正可匡正之（顧忠華，2001:31）。
　　簡單現代化將階級視為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型態，反思性的現代化則基於個人化的趨勢，主張社會不平等的來源並不以階級為限，社會衝突的形式亦已有所不同；簡單的現代化看到傳統社會秩序的崩潰後，認為這些分化的功能次系統有其自主性，難以再複合，但反思性的現代化則不認為次系統的分化乃一必然趨勢，轉而探尋系統間的協調與互通的可能性，兼顧各功能系統的自主性與互補性，且系統間的界限亦可能逐步消失，達到高度的整合；簡單的現代化乃一單線式的理性化模式，反思性的現代化則摒棄此「單面向」的思維，主動追求替代性方案，以扭轉人類的「自我危害」式的發展取向。簡單的現代化乃第一次的現代化，反思性的現代化則為第二次的現代化，其反應了第一次現代化的盲目（即原先現代化理讚為「理性」、「正功能」的行為，實有其「非理性」、「反功能」的蘊含）（顧忠華，2001:31-32）。

對風險社會概念的批判
现 Baumann認為用「反省」來代替「理性」的位置，未免太過樂觀。
现 Lash則認為這樣的概念太過偏重「認知」面向，且將「個人化」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了「社群」在人類集體學習中的重要性（顧忠華，2001:32）。



參考文獻
周桂田，2001，〈科學風險：多元共識之風險建構〉，顧忠華主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pp.47-76，台北：巨流。
顧忠華，2001，〈風險、社會與倫理〉，顧忠華主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pp.17-45，台北：巨流。
顧忠華，2003，〈理性化與文明化—對SARS事件的反思〉，宣讀於「疾病與社會：　　　　台灣歷經SARS風暴之醫學與人文反省」學術研討會，台灣醫學會主辦。
Dodd, Nigel，2002，《社會理論與現代性》（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ty），陶傳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