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2 17:58:05obsidian
結構二元性(A. Giddens)
結構兼行動理論
Giddens把結構和行動兩個字合併在一起，鑄造了一個新的辭彙：structuration，因而強調了結構裡含有行動，行動中也產生結構。Giddens認為要破除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就要界定結構為包括行動與結構兩層意義的雙重性（dualism），其指的是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動所建構，但同時也是建構的媒介（洪鎌德，1998：122）。
行動（agency, action）與行動者（agent, actor）
行動的一個重要特色為其具有改變環境（外在世界）的能力，行動也是一種遵守遵守與改變規則的活動。故行動包含了改變的、傳達的與規範的面向。
Giddens認為行動因涉及正確與錯誤的方式，行動不僅造成行動者所欲的結果，也造成其非期待、非所欲的結果。非所欲的結果乃行動造成的結果，而非如功能論所認為的，乃體系之作用。舉例：丈夫與妻子的職責分配（洪鎌德，1998：122）。
行動乃一種不斷的流程，常是在行動者未必完全確認的狀況下開始展開。行動的動機乃行動者的欲求（want），行動者有時需加以解釋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且行動隨時都會被行動者反思、監視與檢討（reflexive monitoring）（洪鎌德，1998：123）。
行動者乃引發（initiate）行動之自主（autonomous）個人或群體。Giddens以階層化（stratified）觀點檢視行動者的三種不同層次：最低層次為行動者非意識或不加以意識的部分，即以層次的行動動機為欲求（want），但Giddens認為人們的欲求頗多，並非每個欲求都會付諸實行；第二個曾是為意識層次，即行動者擁有能知（knowledgeability），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特別知道如何去實踐；在實踐層次之上，Giddens認為人們對自己的行動有審視、監督、反思與描述的能力，特別是使用語言去描述漢解釋行動意義的能力，故Giddens稱此層次為言說（discursive）意識。然實踐與言說的意識間並無嚴格的區辨界線（洪鎌德，1998：124）。
Giddens認為行動者除具知識外，亦懂得利用資源（resource）去引發行動，且會隨著慣常的行徑（routine），去取得內心的平安與自信，此即為Giddens所謂的「本體論的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行動者便似自我一般，避免限於自我認同失落的危機，故隨時反思本身的存在與週遭世界的繼續安在（洪鎌德，1998：125-6）。本體論安全的獲得，是透過例行化（routinisation），將行動用實踐的或儲存的知識成功地加以解釋，並推論意識的合理化，而得以維持，旨在消除社會關係中的焦慮（胡正光，1998：48）。
結構（structure）
結構與行動的關係類同於語言與言語之關係。說話的人由一大堆的語言倉庫（即語言架構）中，說出一句話，行動者也是自社會體系、社會結構中，做出某一行動，即行動將結構「轉化為例子」（instantiate）；語言的結構僅存在於說話者言語中，社會結構亦僅存在於行動者的個別行動中；說話與行動都是透過「轉換的規則」（rules of transformation）把倉庫中有限的原料，轉化為無限的產品（洪鎌德，1998：127）。
結構非外在於行動者，結構固然束縛了行動者，但亦幫助行動者去完成行動。Giddens反覆地申論結構有其實際的存在，乃仰賴其「虛擬的秩序」（virtual order）：
把結構視為牽連到「虛擬的秩序」，意涵承認了下列三項事物的存在：(a)憑著個人記憶，社會行動者知道事情該怎麼做、怎麼說、怎麼寫，這類的日常生活的知識是存在的；(b)由於上述實際知識的反覆引申，而造成社會實踐之存在；(c)亦造成社會實踐的能力之存在（Giddens, 1979:64）。（引自洪鎌德，1998：128）
結構亦可解釋為規律與資源。規律便是規矩、規則，規律有兩個面向：一為建構意義，一為獎懲與約束行為。結構亦涉及資源，因社會結構本身會提供方便的措施，讓行動者去改變其境遇，去開展行動。Giddens區分出兩種不同的資源：一為對事物的利用之配置性（allocative） ，一為對人的管理的權威性（authoritative） （洪鎌德，1998：129），此兩種資源會隨社會型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運用。
社會的互動所形成的體系乃一連串的過程，即結構兼行動的過程，此過程牽涉到三項因素：一為意義溝通，一為權力行使，一為對行為的估量。此亦對應到結構的三個層次：指意（signification）、宰制（domination）與合法化（legitimation）。指意結構為使行動者得以傳達意義進行溝通，其模式為「解釋的架構」，即溝通中人們了解彼此用來解釋的工具；宰制結構則涉及行動內在的改變環境的能力，其模式為「方便設施」（facility），亦即為達成者的意願，而產生影響別人行為的資源；合法化結構是從行動的規範性層面所產生的，其模式為「社會規範」（洪鎌德，1998：129-30）
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
所謂的社會實踐即引用資源、遵守規律、依循慣常途徑，而改變境遇的行動。基於本體論的安全，人們的活動都是社會實際（洪鎌德，1998：131）。而Giddens認為這種轉換的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也是一種權力的特質（胡正光，1998：45）。
Giddens在討論社會實踐時借用了很多Goffman的概念，如定位（positioning）和位置－實踐（position-practice），把每天的實踐和社會系統以互動的型態銜接起來，而行動者須沿著時空路徑的某一個位置與他人產生關聯。Giddens以位置取代了Goffman的角色概念，Giddens認為位置乃由結構來分殊化的一個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使其有一個規範制裁的範疇。相對於角色的「既定」（given），位置則為是變動不居的（透過社會關係網絡的持續生產與再生產）（胡正光，1998：58-9）。
社會實踐乃一已定型化（patterned），且反覆出現（recursive）的人類行動。社會行動的反覆出現不啻為社會實踐的再生（reproduce），在時空的脈絡裡，社會實踐的反覆出現，必會沉澱（sediment）為社會制度，故社會實踐乃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且具脈落性格（contextual）的行為者。制度乃為社會實踐的落實，也是由實踐所建構出的社會體系。Giddens以結構層次之優先順序的不同，來區隔不同的社會制度（洪鎌德，1998：131-3）：
S－D－L：象徵性秩序/言說的形式（思想、觀念、意識形態）
L－D－S：法律/獎懲的形式（法律、宗教、道德制度）
D(authoritative) －S－L：政治制度
D(allocative) －S－L：經濟制度
（S: signification, D: domination , L: legitimation）
參考書目：
洪鎌德，1998，社會學說與政治理論－當代尖端思想之介紹，台北：揚智。
胡正光，1998，紀登士，當代大師系列，台北：生智。
Giddens把結構和行動兩個字合併在一起，鑄造了一個新的辭彙：structuration，因而強調了結構裡含有行動，行動中也產生結構。Giddens認為要破除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就要界定結構為包括行動與結構兩層意義的雙重性（dualism），其指的是社會結構既是人類行動所建構，但同時也是建構的媒介（洪鎌德，1998：122）。
行動（agency, action）與行動者（agent, actor）
行動的一個重要特色為其具有改變環境（外在世界）的能力，行動也是一種遵守遵守與改變規則的活動。故行動包含了改變的、傳達的與規範的面向。
Giddens認為行動因涉及正確與錯誤的方式，行動不僅造成行動者所欲的結果，也造成其非期待、非所欲的結果。非所欲的結果乃行動造成的結果，而非如功能論所認為的，乃體系之作用。舉例：丈夫與妻子的職責分配（洪鎌德，1998：122）。
行動乃一種不斷的流程，常是在行動者未必完全確認的狀況下開始展開。行動的動機乃行動者的欲求（want），行動者有時需加以解釋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且行動隨時都會被行動者反思、監視與檢討（reflexive monitoring）（洪鎌德，1998：123）。
行動者乃引發（initiate）行動之自主（autonomous）個人或群體。Giddens以階層化（stratified）觀點檢視行動者的三種不同層次：最低層次為行動者非意識或不加以意識的部分，即以層次的行動動機為欲求（want），但Giddens認為人們的欲求頗多，並非每個欲求都會付諸實行；第二個曾是為意識層次，即行動者擁有能知（knowledgeability），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特別知道如何去實踐；在實踐層次之上，Giddens認為人們對自己的行動有審視、監督、反思與描述的能力，特別是使用語言去描述漢解釋行動意義的能力，故Giddens稱此層次為言說（discursive）意識。然實踐與言說的意識間並無嚴格的區辨界線（洪鎌德，1998：124）。
Giddens認為行動者除具知識外，亦懂得利用資源（resource）去引發行動，且會隨著慣常的行徑（routine），去取得內心的平安與自信，此即為Giddens所謂的「本體論的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行動者便似自我一般，避免限於自我認同失落的危機，故隨時反思本身的存在與週遭世界的繼續安在（洪鎌德，1998：125-6）。本體論安全的獲得，是透過例行化（routinisation），將行動用實踐的或儲存的知識成功地加以解釋，並推論意識的合理化，而得以維持，旨在消除社會關係中的焦慮（胡正光，1998：48）。
結構（structure）
結構與行動的關係類同於語言與言語之關係。說話的人由一大堆的語言倉庫（即語言架構）中，說出一句話，行動者也是自社會體系、社會結構中，做出某一行動，即行動將結構「轉化為例子」（instantiate）；語言的結構僅存在於說話者言語中，社會結構亦僅存在於行動者的個別行動中；說話與行動都是透過「轉換的規則」（rules of transformation）把倉庫中有限的原料，轉化為無限的產品（洪鎌德，1998：127）。
結構非外在於行動者，結構固然束縛了行動者，但亦幫助行動者去完成行動。Giddens反覆地申論結構有其實際的存在，乃仰賴其「虛擬的秩序」（virtual order）：
把結構視為牽連到「虛擬的秩序」，意涵承認了下列三項事物的存在：(a)憑著個人記憶，社會行動者知道事情該怎麼做、怎麼說、怎麼寫，這類的日常生活的知識是存在的；(b)由於上述實際知識的反覆引申，而造成社會實踐之存在；(c)亦造成社會實踐的能力之存在（Giddens, 1979:64）。（引自洪鎌德，1998：128）
結構亦可解釋為規律與資源。規律便是規矩、規則，規律有兩個面向：一為建構意義，一為獎懲與約束行為。結構亦涉及資源，因社會結構本身會提供方便的措施，讓行動者去改變其境遇，去開展行動。Giddens區分出兩種不同的資源：一為對事物的利用之配置性（allocative） ，一為對人的管理的權威性（authoritative） （洪鎌德，1998：129），此兩種資源會隨社會型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運用。
社會的互動所形成的體系乃一連串的過程，即結構兼行動的過程，此過程牽涉到三項因素：一為意義溝通，一為權力行使，一為對行為的估量。此亦對應到結構的三個層次：指意（signification）、宰制（domination）與合法化（legitimation）。指意結構為使行動者得以傳達意義進行溝通，其模式為「解釋的架構」，即溝通中人們了解彼此用來解釋的工具；宰制結構則涉及行動內在的改變環境的能力，其模式為「方便設施」（facility），亦即為達成者的意願，而產生影響別人行為的資源；合法化結構是從行動的規範性層面所產生的，其模式為「社會規範」（洪鎌德，1998：129-30）
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
所謂的社會實踐即引用資源、遵守規律、依循慣常途徑，而改變境遇的行動。基於本體論的安全，人們的活動都是社會實際（洪鎌德，1998：131）。而Giddens認為這種轉換的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也是一種權力的特質（胡正光，1998：45）。
Giddens在討論社會實踐時借用了很多Goffman的概念，如定位（positioning）和位置－實踐（position-practice），把每天的實踐和社會系統以互動的型態銜接起來，而行動者須沿著時空路徑的某一個位置與他人產生關聯。Giddens以位置取代了Goffman的角色概念，Giddens認為位置乃由結構來分殊化的一個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使其有一個規範制裁的範疇。相對於角色的「既定」（given），位置則為是變動不居的（透過社會關係網絡的持續生產與再生產）（胡正光，1998：58-9）。
社會實踐乃一已定型化（patterned），且反覆出現（recursive）的人類行動。社會行動的反覆出現不啻為社會實踐的再生（reproduce），在時空的脈絡裡，社會實踐的反覆出現，必會沉澱（sediment）為社會制度，故社會實踐乃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且具脈落性格（contextual）的行為者。制度乃為社會實踐的落實，也是由實踐所建構出的社會體系。Giddens以結構層次之優先順序的不同，來區隔不同的社會制度（洪鎌德，1998：131-3）：
S－D－L：象徵性秩序/言說的形式（思想、觀念、意識形態）
L－D－S：法律/獎懲的形式（法律、宗教、道德制度）
D(authoritative) －S－L：政治制度
D(allocative) －S－L：經濟制度
（S: signification, D: domination , L: legitimation）
參考書目：
洪鎌德，1998，社會學說與政治理論－當代尖端思想之介紹，台北：揚智。
胡正光，1998，紀登士，當代大師系列，台北：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