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2 17:56:09obsidian
象徵資本(P. Bourdieu)
前言：論資本與場域
資本乃Bourdieu建構其場域的動力邏輯，亦是權力的來源、鬥爭的標的。Bourdieu在〈資本的形式〉中便明白指出，社會是累積的歷史。而累積乃導入了資本轉換與輸送的概念，更是社會再製的機制，也是代間結構延續的真正原理（邱天助，2002：129）。
Bourdieu認為若要解釋行動者的日常生活，須在既定的社會場域中，行動者如何運用其慣習和各種形式的資本，爭取對自己較有利的位置。這個過程中顯然同時是行動者主觀意願和社會結構的交互影響（張錦華，2001：74）。在場域中，社會行動者和機構都擁有一定數量和種類的特定資本，使他們在各自的場域中佔據支配性位置，而行動者為了維持或是改變力量的均衡，就產生各種為了獲取場域位置的鬥爭策略（Bourdieu, 1998:284-5）。簡言之，場域乃是由各種客觀權力位置關係所構成的網絡形構，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系列的社會位置關係，位置的分布乃是依據資本的分佈而定，最明顯的就是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劉少杰，2002：200）。場域乃地位結構的空間，而其地位與彼此的關係是決定各種資本或資源的分配，場域是鬥爭的場所，所涉入其中的行動主體均試圖維繫或變更資本的分配形式（邱天助，2002：121-2）。
就個人而言，社會行動者為了某種利益進入某個社會場域，其所據有的資本類型和數量決定行動者在場域內所佔的社會位置．以及與他人的互動關係。個人以其擁有的不同資本，在其場域中努力擴大其資本，因為資本可以構成能力，可以對自己未來或對別人發生影響，因此也是一種權力。行動者的社會座標就是資本總量、資本結構，和此二者的時間演化（張錦華，2001：76）。然行動者對自身所處社會位置的態度，並非單純依據其自身的資本來判斷，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社會地位與造成這種社會地位的資本狀況，和其他相關行動者的社會地位與資本狀態加以比較，即在動態的、生成性的相互關係中，觀察與更新自身的社會地位。場域中的社會地位不是單純、固定不變的，而是一種能力，一種具有自我生成與更新的力量（高宣揚，2002：256）。
行動者為要在既定的社會場域中，爭取對自己較有利的位置，必須運用各種形式的資本。 而資本乃種種存在於場域內可以被累積、佔有的「支配權力」，社會行動者具有某類資本，便具有支配性權力，得以去爭奪場域內的某類利益（張錦華，2001：81）。不同形式的資本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即資本間存在著某種兌換與轉化的可能性，如經濟資本有可能轉化形式，以掩蓋本來的經濟資本的面目。在不同資本形式的轉換間，轉換為象徵資本則是最有力的表現（Mahar, Harker, Wilkes, 1990:13），故象徵性資本的提出，有助於理解這些資本的兌換或轉化現象（高宣揚，1991：39）。
象徵資本
象徵資本，相當於所有牽涉到名望及認可的一套規矩。究極而言，它是對其他三種資本之擁有的認可所帶來之信用和權威。它使我們了解到，許多道德規範並不只是社會控制的要求，而且擁有實際效果的社會優勢（Bonnewitz, 2002：72）。
象徵資本是Bourdieu理論中相當重要的資本形式，乃是以知識關係進行象徵理解的資本，更確定地來說，乃是以「承認」和「誤認」的交錯關係中展現勢力的資本，也是社會所構成的認知能力（邱天助，2002：136），用之以理解禮儀活動、聲譽或威信資本的積累策略等象徵現象，聲譽或威信資本有助於加強信譽或威信的影響力，故某些經濟學家稱之為「感知不到的資本」（高宣揚，1991a：39）。
象徵資本同時具有「被否認」和「被承認」的雙重特質，即乃透過「不被承認」而「被承認」，透過無形與看不見的方式，達到比有形、看得見的方式更有效的正當化的目的，乃一魔術般的手段與奇特的競爭力量（高宣揚，2002：252）。
象徵鬥爭
各種類型的資本轉化為象徵資本的過程，就是各種資本在象徵化實踐中，被賦予象徵結構的過程，以更曲折、更精緻的形式，進行資本的「正當化」與權力分配的過程：各種資本匯集到社會精英與統治階級手中，乃各種資本在社會各場域間週轉後，實現「資本再分配」（高宣揚，2002：252）。
政治權力作為資本再分配的仲裁者與控制者，其任務乃將各種資本轉換成象徵資本，而所謂的權力，便是透過各種資本轉換為象徵資本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剩餘價值的總合。Bourdieu特別強調政權場域中，力量的對比與持久性的鬥爭，各資本持有者為爭權而展開各種策略性鬥爭，Bourdieu集中分析政權場域中鬥爭中各資本間的轉換關係，將決定鬥爭走向與力量對比變化的基本因素，歸結為各類資本的「匯率」/「兌換率」（高宣揚，2002：253-4）。
政權為了存續下去，必須使自身正當化，且設法使他人看不見自身的任意性（高宣揚，2002：253-4）。主流文化需要一個合法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免不了要經過象徵衝突，鬥爭的焦點在於如何能強制一套對社會的合法定義，以便穩固社會秩序的再生產。主流文化就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宰制階級藉由長期的合法化工作，使人忘記其文化原本也是任意的一個文化，合法是指成為擁有合法性的過程，任意是指那些只是事實上的存在而非法律上的存在。而合法化的過程將導致階級之間的衝突，這種階級鬥爭並不是發生在「被動員」的階級之間，而是發生在「客觀」階級之間，此種階級鬥爭形式便是一種象徵的鬥爭，其目的在強迫眾人接受某一種符合社會行動者利益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乃是有關在社會空間中的客觀位置，以及有關社會行動者賦予社會的再現。合法性文化，便成為所有社群與行動者皆須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因此牽涉到現存秩序的維持或改變，及權力關係的維持或推翻（Bonnewitz, 2002：125-7）。故去分析主流意見的接受，便是宰制與政治現實理論的真正基礎。主流的再現，即眾人之說、根深蒂固的信仰、成見、所有不言自明的道理，其乃一灌輸的過程，在此灌輸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一為特殊要求的合理化的過程，一為制度化機構的傳播 。（Bonnewitz, 2002:128-9）。
一個合法文化的存在，才能建構文化實踐。社會空間充斥著累積象徵資本的鬥爭。如果沒有過能引起贊同的再現，任何客觀屬性都無法維持。象徵資本是一種他人賦予社會行動者的信譽（信譽可以是事先給予的信仰與信任），因為他人承認這個社會行動者所擁有的某些正面特質（Bonnewitz, 2002：132）。
社會空間之所以能運作，是因個人與社群願意去區分，即追求各自的社會認同，而正是這個社會認同使得自身的社會存在成為可能。最重要的是，被他人承認，獲得分量與能見度，及具有某種意義。這個社會認同要靠姓名、隸屬於某個家庭、國籍、職業、宗教、社會階級，這些隸屬可以提供標籤或標記給個人。存在於社會，主要是指被覺察到，即使他人承認自己的特性，且是越正面越好，因此有必要把一個客觀的特性轉換成象徵資本。如果在某個場域中，一個社會行動者成功地使他人認可其聲稱擁有的資本，這個行動者就可以從不過是想像的特性中，獲得實際利益。這也意味著宰制者必須擁有聲望，即累積使他人相信其優點的象徵資本（Bonnewitz, 2002：134-5）。
參考書目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
1991，〈論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三期，pp.21-72。
張錦華，2001，〈從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質性研究的發展〉，《傳播文化》，第9期，pp.61-106。
劉少杰，2002 ，〈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後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pp.187-23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Bonnewitz, Patrice，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Mahar, Cheleen , Richard Harker and Chris Wilkes,1990, “The Basic Theoretical Position”,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Edited by Richard Harker, Cheleen Mahar, and Chris Wilkes. London: The Macmillsn Press.
資本乃Bourdieu建構其場域的動力邏輯，亦是權力的來源、鬥爭的標的。Bourdieu在〈資本的形式〉中便明白指出，社會是累積的歷史。而累積乃導入了資本轉換與輸送的概念，更是社會再製的機制，也是代間結構延續的真正原理（邱天助，2002：129）。
Bourdieu認為若要解釋行動者的日常生活，須在既定的社會場域中，行動者如何運用其慣習和各種形式的資本，爭取對自己較有利的位置。這個過程中顯然同時是行動者主觀意願和社會結構的交互影響（張錦華，2001：74）。在場域中，社會行動者和機構都擁有一定數量和種類的特定資本，使他們在各自的場域中佔據支配性位置，而行動者為了維持或是改變力量的均衡，就產生各種為了獲取場域位置的鬥爭策略（Bourdieu, 1998:284-5）。簡言之，場域乃是由各種客觀權力位置關係所構成的網絡形構，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系列的社會位置關係，位置的分布乃是依據資本的分佈而定，最明顯的就是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劉少杰，2002：200）。場域乃地位結構的空間，而其地位與彼此的關係是決定各種資本或資源的分配，場域是鬥爭的場所，所涉入其中的行動主體均試圖維繫或變更資本的分配形式（邱天助，2002：121-2）。
就個人而言，社會行動者為了某種利益進入某個社會場域，其所據有的資本類型和數量決定行動者在場域內所佔的社會位置．以及與他人的互動關係。個人以其擁有的不同資本，在其場域中努力擴大其資本，因為資本可以構成能力，可以對自己未來或對別人發生影響，因此也是一種權力。行動者的社會座標就是資本總量、資本結構，和此二者的時間演化（張錦華，2001：76）。然行動者對自身所處社會位置的態度，並非單純依據其自身的資本來判斷，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社會地位與造成這種社會地位的資本狀況，和其他相關行動者的社會地位與資本狀態加以比較，即在動態的、生成性的相互關係中，觀察與更新自身的社會地位。場域中的社會地位不是單純、固定不變的，而是一種能力，一種具有自我生成與更新的力量（高宣揚，2002：256）。
行動者為要在既定的社會場域中，爭取對自己較有利的位置，必須運用各種形式的資本。 而資本乃種種存在於場域內可以被累積、佔有的「支配權力」，社會行動者具有某類資本，便具有支配性權力，得以去爭奪場域內的某類利益（張錦華，2001：81）。不同形式的資本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即資本間存在著某種兌換與轉化的可能性，如經濟資本有可能轉化形式，以掩蓋本來的經濟資本的面目。在不同資本形式的轉換間，轉換為象徵資本則是最有力的表現（Mahar, Harker, Wilkes, 1990:13），故象徵性資本的提出，有助於理解這些資本的兌換或轉化現象（高宣揚，1991：39）。
象徵資本
象徵資本，相當於所有牽涉到名望及認可的一套規矩。究極而言，它是對其他三種資本之擁有的認可所帶來之信用和權威。它使我們了解到，許多道德規範並不只是社會控制的要求，而且擁有實際效果的社會優勢（Bonnewitz, 2002：72）。
象徵資本是Bourdieu理論中相當重要的資本形式，乃是以知識關係進行象徵理解的資本，更確定地來說，乃是以「承認」和「誤認」的交錯關係中展現勢力的資本，也是社會所構成的認知能力（邱天助，2002：136），用之以理解禮儀活動、聲譽或威信資本的積累策略等象徵現象，聲譽或威信資本有助於加強信譽或威信的影響力，故某些經濟學家稱之為「感知不到的資本」（高宣揚，1991a：39）。
象徵資本同時具有「被否認」和「被承認」的雙重特質，即乃透過「不被承認」而「被承認」，透過無形與看不見的方式，達到比有形、看得見的方式更有效的正當化的目的，乃一魔術般的手段與奇特的競爭力量（高宣揚，2002：252）。
象徵鬥爭
各種類型的資本轉化為象徵資本的過程，就是各種資本在象徵化實踐中，被賦予象徵結構的過程，以更曲折、更精緻的形式，進行資本的「正當化」與權力分配的過程：各種資本匯集到社會精英與統治階級手中，乃各種資本在社會各場域間週轉後，實現「資本再分配」（高宣揚，2002：252）。
政治權力作為資本再分配的仲裁者與控制者，其任務乃將各種資本轉換成象徵資本，而所謂的權力，便是透過各種資本轉換為象徵資本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剩餘價值的總合。Bourdieu特別強調政權場域中，力量的對比與持久性的鬥爭，各資本持有者為爭權而展開各種策略性鬥爭，Bourdieu集中分析政權場域中鬥爭中各資本間的轉換關係，將決定鬥爭走向與力量對比變化的基本因素，歸結為各類資本的「匯率」/「兌換率」（高宣揚，2002：253-4）。
政權為了存續下去，必須使自身正當化，且設法使他人看不見自身的任意性（高宣揚，2002：253-4）。主流文化需要一個合法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免不了要經過象徵衝突，鬥爭的焦點在於如何能強制一套對社會的合法定義，以便穩固社會秩序的再生產。主流文化就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宰制階級藉由長期的合法化工作，使人忘記其文化原本也是任意的一個文化，合法是指成為擁有合法性的過程，任意是指那些只是事實上的存在而非法律上的存在。而合法化的過程將導致階級之間的衝突，這種階級鬥爭並不是發生在「被動員」的階級之間，而是發生在「客觀」階級之間，此種階級鬥爭形式便是一種象徵的鬥爭，其目的在強迫眾人接受某一種符合社會行動者利益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乃是有關在社會空間中的客觀位置，以及有關社會行動者賦予社會的再現。合法性文化，便成為所有社群與行動者皆須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因此牽涉到現存秩序的維持或改變，及權力關係的維持或推翻（Bonnewitz, 2002：125-7）。故去分析主流意見的接受，便是宰制與政治現實理論的真正基礎。主流的再現，即眾人之說、根深蒂固的信仰、成見、所有不言自明的道理，其乃一灌輸的過程，在此灌輸過程中有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一為特殊要求的合理化的過程，一為制度化機構的傳播 。（Bonnewitz, 2002:128-9）。
一個合法文化的存在，才能建構文化實踐。社會空間充斥著累積象徵資本的鬥爭。如果沒有過能引起贊同的再現，任何客觀屬性都無法維持。象徵資本是一種他人賦予社會行動者的信譽（信譽可以是事先給予的信仰與信任），因為他人承認這個社會行動者所擁有的某些正面特質（Bonnewitz, 2002：132）。
社會空間之所以能運作，是因個人與社群願意去區分，即追求各自的社會認同，而正是這個社會認同使得自身的社會存在成為可能。最重要的是，被他人承認，獲得分量與能見度，及具有某種意義。這個社會認同要靠姓名、隸屬於某個家庭、國籍、職業、宗教、社會階級，這些隸屬可以提供標籤或標記給個人。存在於社會，主要是指被覺察到，即使他人承認自己的特性，且是越正面越好，因此有必要把一個客觀的特性轉換成象徵資本。如果在某個場域中，一個社會行動者成功地使他人認可其聲稱擁有的資本，這個行動者就可以從不過是想像的特性中，獲得實際利益。這也意味著宰制者必須擁有聲望，即累積使他人相信其優點的象徵資本（Bonnewitz, 2002：134-5）。
參考書目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
1991，〈論布爾迪厄的「生存心態」概念〉，《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三期，pp.21-72。
張錦華，2001，〈從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質性研究的發展〉，《傳播文化》，第9期，pp.61-106。
劉少杰，2002 ，〈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後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pp.187-23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Bonnewitz, Patrice，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Mahar, Cheleen , Richard Harker and Chris Wilkes,1990, “The Basic Theoretical Position”,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Pierre Bourdieu: The Practice of Theory, Edited by Richard Harker, Cheleen Mahar, and Chris Wilkes. London: The Macmills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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