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2 17:55:01obsidian
生存風格(P. Bourdieu)
生存風格
所謂生活風格，是指可以有系統地代表一個階級或其中一部分成員的品味、信仰和習慣的總和。它包括像政治立場、哲學信仰、道德信念、美學偏好，乃至飲食、服裝、文化和性行為等習慣。生活風格類似於生活上或生活模式的概念，但偏重質的面向，相對於以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財貨數量來衡量的生活水準。
在同樣的生活水準之下，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生活風格，Bourdieu認為此乃因慣習的不同（Bonnewitz, 2002：107）。法國現代社會有三種不同的生活風格，即三種不同階級的生活風格：
现 宰制階級：宰制階級成員的慣習建立在秀異的概念上。即藉著儀態（身體上的自在）與語言（精練的辭彙）、室內陳設的選擇（偏好古典傢俱），或渡假地點等，來突顯其傑出性。但因資本結構的不同而分裂的宰制階級裡，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生活風格：經濟資本擁有者的富裕，表現在像旅遊、藝術品或名牌汽車的擁有等合法文化符碼上；文化資本擁有者，則是以閱讀、偏好古典音樂或戲劇，來表現其優越感。因此，前者的奢侈對立於後者清心寡慾式的貴族氣。此外，資產階級的新舊也影響其慣習：汲汲於生產與累積的舊資產階級表現出刻苦耐勞、嚴以律己、精打細算的生活風格，而擁有豐富文化資本的新資產階級敢於花錢享受的消費享樂主義（Bonnewitz, 2002：108-9）。
宰制階級可以透過語言來強制新的意義，更何況宰制階級掌控語言的能力優於其他階級，Bourdieu認為宰制階級甚至壟斷了合法的語言能力，即既符合文法規則，也保有能確保語言有效性的風格。宰制階級與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是在拉大距離，表現出遊刃有餘與進一層次的閱讀模式（Bonnewitz, 2002：139）。
现 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成員的慣習，則是表現在他們為求社會晉升的嚴格意志上，是一種既拘謹又自負的特色。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寫道，「小資產階級的慣習，是指把社會、個人和集體的變動過程傾向內化成習性，同時，這個社會晉升過程也藉著這個習性得以延續及完成。」但是從生活風格上來看，這個階級並非是一個均質的團體，上升的小資產階級所發展出來的慣習，類似於新資產階級，它是基於「快樂的義務」，表現出注重保養、休閒及健康均衡的飲食，沒落中的小資產階級，則顯得比較傳統樸素，著重工作、秩序、嚴格和細節（Bonnewitz, 2002：109）。
小資產階級則以「文化上的全心向上」為特色。他們預期成為資產階級的慣習，反映在「言必稱主流文化」的作風上，對合法文化的承認，及獲得合法文化的慾望。他們甚至會去模仿上流文化或從事上流文化的替代性活動（次級文化活動）。這些特徵在上升的小資產階級身上特別明顯：他們會花時間金錢在次級形式的文化生產活動上，像是去看電影與聽爵士樂，樂中於通俗化科學或歷史期刊。但是他們也因此時常處於「擔心流俗」（即普羅階級）和「想成為上流」（資產階級）兩方拉扯中。這種緊張著處境特別是表現在和語言的關係上，像語言上的咬文嚼字，對別人與自己都容不下任何形式上的小錯，矯枉過正（Bonnewitz, 2002：139-40）。
现 普羅階級：普羅階級的慣習，明顯地表現在必要性及對此的適應。在這種急迫性的壓力下，使他們拒絕選擇沒有任何用處的審美習慣。如工人階級比任何階級更常說喜歡「整潔有序」的家，「簡單」的衣服。他們慣習的第二個特性在於，把體格健壯當成是陽剛的一面，如他們食量驚人且好健身，這些習慣都與他們的處境有關：他們是出賣體力的勞動者（Bonnewitz, 2002：109-10）。
以「做必要選擇」與「重陽剛之氣」為慣習的普羅階級，其文化實踐邏輯在於拒絕被視同小資產階級。文化上的自命不凡，被視為缺乏陽剛之氣，所有蘊含資產階級氣味的主題，絕不會出現在日常對話之中（Bonnewitz, 2002：140）。
文化愛好的象徵性結構
Bourdieu認為文化愛好、品味、鑑賞力或情趣，既是人的一種心態、情感和秉性，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實踐方式，是現代人的一種行為風格和作風，是一種帶有活動性的氣質。而愛好和品味具有雙重結構，呈現為象徵性結構，也具有象徵性的性質，和社會區分的功能（高宣揚，2002：177）。
愛好與品味的實踐，乃是美的鑑賞活動，即Kant所謂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其追求的是擺脫利益的鑑賞樂趣與精神品味，是一種高於一般認知活動、倫理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最精緻特質，故藝術的界定與「生活的藝術」的界定，便成為各階級間鬥爭命運的關鍵場所。而美學的客觀與主觀兩方面立場的確立，越加構成社會場域中所佔據的社會地位的確認因素（高宣揚，2002：178）。
文化鑑賞活動交集著歷史、文化和個人有機體的生命力，綜合社會和鑑賞者的才情哲思與個人天賦，藉著象徵性的延伸與層疊，集中地綜合了內容豐富的生活世界和精神活動的複雜象徵性結構（高宣揚，2002：179）。文化結構的象徵性結構，決定了其象徵性功能，表現在權力運作與社會區分上：
现 文化愛好作為一種心態與行動原則，呈現了各文化愛好的行動者與成員的特殊社會地位，呈現他們社會資源與才能的掌握程度，亦呈現他們的文化修養與文化資本的累積程度。透過文化愛好的社會表現，實際實現了權力爭奪和較量。文化愛好這種社會象徵，與權力再分配的社會功能，使現代社會中各成員、各階級，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了文化愛好層面的權力鬥爭（高宣揚，2002：180）。
现 文化愛好作為一種生成性的區分原則，一方面把行動者自身和他人區分開來，來突顯自身的身分、自我認同和特殊個性，另一方面又將他人按照愛好的分類加以 區分，實現人們對整個社會各成員和階級的間隔化程序（高宣揚，2002：181）。
Bourdieu認為文化財貨通常依某種層級而被歸類的：古典戲劇相對於通俗喜劇，騎馬或是打高爾夫球相對於慢跑或足球等。有高級文化（像古典音樂、繪畫、雕塑、文學、戲劇等），以及正在被合法化，但沒那麼高級的文化活動（像電影、攝影、唱歌、爵士、動畫等）的不同類別。但每種類別裡，還有不同層次的區別，古典音樂中，還可以區分為大眾品味、中等品味、高級品味。因此，對這些文化財貨的認識和消費，是有分級作用的，因為當社會行動者潛心於某個文化活動，並展現他們的品味時，不但彼此間在相互歸類，且甚至相互對立。所以，文化場域的運作，就像是一個從最合法到最不合法的歸類系統，即從高級到庸俗的歸類系統。社會行動者因此可以表現區別，甚至在最平常的活動裡（服飾、室內裝潢、旅遊、休閒、運動、烹飪）。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曾提道，有品味嗜好就有反胃厭惡，嗜好的作用，有整合的作用，可以展現階級屬性，但也有排斥的作用（Bonnewitz, 2002：135）。
慣習與區分
慣習既是客觀可分類的發生性原則，又是進行分類判斷的實踐之分類系統，而表象的社會世界（即生活風格的空間）乃由兩種能力的關係所建構：一是由慣習所確立出的，生產分類的實踐和作品的能力，一是區分和鑑賞這些實踐與作品的能力。故慣習在此運作過程中，同時完成了四種分類：
现 將自身與他人區分開來，顯示自身的自我認同，並藉以突顯自身的氣質、風格、個性和特質。
现 把鑑賞和觀察的對象區分開來，將對象按照自身喜愛的程度，分類成各種等級。
现 對他人和整個週遭世界進行區分，按照他們和它們的不同狀況或類型加以分類。
對事物進行分類的同時，慣習也對行動實踐本身進行自我分類，在對鑑賞對象進行分類時，也完成對鑑賞活動本身的分類。
Bourdieu認為，任何文化實踐的參與都帶有階級屬性的色彩，且正是階級屬性構成了特殊的慣習（Bonnewitz, 2002：135-6）。判斷的性質反映了藝術鑑賞力層級的高低。以攝影的評價與品味為例，普羅階級是以內化的實踐價值來評判相片，完全不考慮美感，他們認為所有照片都應該有某種功能。然社會層級越往上，他們的說法也越抽象，攝影成為表達普遍意義的機會。因此，即使攝影在整個社會階層裡廣為流傳，主流範疇仍能繼續其區別的策略：拒絕攝影的一般用法，賦予平凡之物一種美感，如此一來，攝影便成為有教養文化的一部分（Bonnewitz, 2002：138）。
秀異（distinction）
在資產階級的文化世界裡，就是以否定下層階級實用性、功能取向的品味和生活風格，來區異自己。通俗品味所強調的是文化財貨的實用功能，高級的品味則重視它們的形式，普通品味採用的是「量」的觀點，而秀異的品味則喜歡以「質」作為評斷事物的依據，最後，大眾品味重視的是消費物品的「質料」，而資產階級文化要求的是「儀式」，即消費的方法和儀態。這種「奢侈品味」和「自由品味」或「必需品味」，都顯示出象徵鬥爭的意涵。即為了自身特定的秀異文化目標，運用所擁有的經濟和文化財貨、教育資本，展現各自特有的日常生活實際行為（邱天助，2002：148）。
統治階級 可以藉著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行上的風格排他性，來區異自己的階層地位其追逐秀異的意義是卑俗主義(vulgarism)者；而在秀異的象徵鬥爭中，小資產階級進行的是一場毫無希望的鬥爭，即使其未有意識地遠離工人階級的散漫，但相較於資產階級的安然灑脫，小資產階級的日常文化中所蘊的「自命不凡」，由於期待被接受和尊重，往往冀求文化的美譽，表現出文化的虔誠，對資產階級文化的順從，乃伴隨著自己文化的無價值感，其追求文化的美譽是主智主義（intellectualism）者（邱天助，2002：149-50）。Bourdieu對普羅階級的文化實有褒貶，其貶謫的是未反思的動物狀態，認為勞動者在階級系統中被化約為體力的勞動，並發展出一低俗和動物般的愉悅品味，但Bourdieu同時也推崇這種動物性為生存的自然形式，並以此攻擊資產階級文化的偽善。勞動者所扮演的乃盧梭所說的「高貴的野蠻人」，並未受到資產階級所玩的文化區隔遊戲的污染。大眾階級進行必須的選擇，是實際主義（realism）者（邱天助，2002：150）。
累積文化資本的意願，使我們可以解釋文化經驗。所有的經驗研究皆指出，宰制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常去參觀博物館、聽歌劇、上圖書館或買書。文化財貨的消費是很不平等的，這並不只是反映了經濟上的不平等，也反映了區別策略的運作，這也是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這個日常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通常是微妙而不為人所注目的，而鬥爭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各種實踐的合法的層級化，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歸類的鬥爭（Bonnewitz, 2002：134-5）。
在社會階層的每個位置上，都有一個特定的文化：菁英文化、中等文化、大眾文化，這三種文化是以秀異、奢望及匱乏為特色。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證明了象徵鬥爭在階級鬥爭裡的重要性。灌輸意義的同時也要使人忘記其任意性，這正是暴力及象徵宰制的邏輯，由此可知，文化是一個較廣泛的整體，亦即象徵生產場域的一個部分，而政治、法律和宗教場域也都一起促成了這個象徵生產的場域，但是各場域又各自帶著隨時代而不同的合法性，彼此相互競爭，進而生產了世界的再現，其目的在於廣為傳播其再現，並使人接受（Bonnewitz, 2002：141-2）。
Bourdieu更細緻的解釋行動者在社會場域中的動機，其隱含的假設乃行動者具有「突顯自己」，引人注目的內在動力，也就因為是這樣，日常生活言行必然是差異符號，而所追求的如果是社會所承認並肯定的差異時，它便是秀異符號。Bourdieu採用了生活風格的各種形態，如姿態、口語表達方式、衣著、時尚、飲食等各方面，來解釋行動者如何在文化品味上，在社會場域中呈現秀異，獲取個人利益。生活風格也是一種慣習，隱含著行動者偏好的價值觀，也代表著一種文化資本，可以運用來顯示其「秀異」。Bourdieu指出，所謂秀異就是指差異，是某種特別凸出的特質，它是從關係網絡中的位置來做區辨的，也就是只有與其他特質相比時，才能顯示出來（張錦華，2001）。
參考書目
Bonnewitz, Patrice，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Bourdieu, P.，1997，〈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t Perception），《文化與社會》，林明澤譯，pp.259-75。台北：立緒。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
張錦華，2001，〈從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質性研究的發展〉，《傳播文化》，第9期，pp.61-106。
所謂生活風格，是指可以有系統地代表一個階級或其中一部分成員的品味、信仰和習慣的總和。它包括像政治立場、哲學信仰、道德信念、美學偏好，乃至飲食、服裝、文化和性行為等習慣。生活風格類似於生活上或生活模式的概念，但偏重質的面向，相對於以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財貨數量來衡量的生活水準。
在同樣的生活水準之下，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生活風格，Bourdieu認為此乃因慣習的不同（Bonnewitz, 2002：107）。法國現代社會有三種不同的生活風格，即三種不同階級的生活風格：
现 宰制階級：宰制階級成員的慣習建立在秀異的概念上。即藉著儀態（身體上的自在）與語言（精練的辭彙）、室內陳設的選擇（偏好古典傢俱），或渡假地點等，來突顯其傑出性。但因資本結構的不同而分裂的宰制階級裡，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生活風格：經濟資本擁有者的富裕，表現在像旅遊、藝術品或名牌汽車的擁有等合法文化符碼上；文化資本擁有者，則是以閱讀、偏好古典音樂或戲劇，來表現其優越感。因此，前者的奢侈對立於後者清心寡慾式的貴族氣。此外，資產階級的新舊也影響其慣習：汲汲於生產與累積的舊資產階級表現出刻苦耐勞、嚴以律己、精打細算的生活風格，而擁有豐富文化資本的新資產階級敢於花錢享受的消費享樂主義（Bonnewitz, 2002：108-9）。
宰制階級可以透過語言來強制新的意義，更何況宰制階級掌控語言的能力優於其他階級，Bourdieu認為宰制階級甚至壟斷了合法的語言能力，即既符合文法規則，也保有能確保語言有效性的風格。宰制階級與文化的關係，可以說是在拉大距離，表現出遊刃有餘與進一層次的閱讀模式（Bonnewitz, 2002：139）。
现 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成員的慣習，則是表現在他們為求社會晉升的嚴格意志上，是一種既拘謹又自負的特色。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寫道，「小資產階級的慣習，是指把社會、個人和集體的變動過程傾向內化成習性，同時，這個社會晉升過程也藉著這個習性得以延續及完成。」但是從生活風格上來看，這個階級並非是一個均質的團體，上升的小資產階級所發展出來的慣習，類似於新資產階級，它是基於「快樂的義務」，表現出注重保養、休閒及健康均衡的飲食，沒落中的小資產階級，則顯得比較傳統樸素，著重工作、秩序、嚴格和細節（Bonnewitz, 2002：109）。
小資產階級則以「文化上的全心向上」為特色。他們預期成為資產階級的慣習，反映在「言必稱主流文化」的作風上，對合法文化的承認，及獲得合法文化的慾望。他們甚至會去模仿上流文化或從事上流文化的替代性活動（次級文化活動）。這些特徵在上升的小資產階級身上特別明顯：他們會花時間金錢在次級形式的文化生產活動上，像是去看電影與聽爵士樂，樂中於通俗化科學或歷史期刊。但是他們也因此時常處於「擔心流俗」（即普羅階級）和「想成為上流」（資產階級）兩方拉扯中。這種緊張著處境特別是表現在和語言的關係上，像語言上的咬文嚼字，對別人與自己都容不下任何形式上的小錯，矯枉過正（Bonnewitz, 2002：139-40）。
现 普羅階級：普羅階級的慣習，明顯地表現在必要性及對此的適應。在這種急迫性的壓力下，使他們拒絕選擇沒有任何用處的審美習慣。如工人階級比任何階級更常說喜歡「整潔有序」的家，「簡單」的衣服。他們慣習的第二個特性在於，把體格健壯當成是陽剛的一面，如他們食量驚人且好健身，這些習慣都與他們的處境有關：他們是出賣體力的勞動者（Bonnewitz, 2002：109-10）。
以「做必要選擇」與「重陽剛之氣」為慣習的普羅階級，其文化實踐邏輯在於拒絕被視同小資產階級。文化上的自命不凡，被視為缺乏陽剛之氣，所有蘊含資產階級氣味的主題，絕不會出現在日常對話之中（Bonnewitz, 2002：140）。
文化愛好的象徵性結構
Bourdieu認為文化愛好、品味、鑑賞力或情趣，既是人的一種心態、情感和秉性，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實踐方式，是現代人的一種行為風格和作風，是一種帶有活動性的氣質。而愛好和品味具有雙重結構，呈現為象徵性結構，也具有象徵性的性質，和社會區分的功能（高宣揚，2002：177）。
愛好與品味的實踐，乃是美的鑑賞活動，即Kant所謂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其追求的是擺脫利益的鑑賞樂趣與精神品味，是一種高於一般認知活動、倫理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最精緻特質，故藝術的界定與「生活的藝術」的界定，便成為各階級間鬥爭命運的關鍵場所。而美學的客觀與主觀兩方面立場的確立，越加構成社會場域中所佔據的社會地位的確認因素（高宣揚，2002：178）。
文化鑑賞活動交集著歷史、文化和個人有機體的生命力，綜合社會和鑑賞者的才情哲思與個人天賦，藉著象徵性的延伸與層疊，集中地綜合了內容豐富的生活世界和精神活動的複雜象徵性結構（高宣揚，2002：179）。文化結構的象徵性結構，決定了其象徵性功能，表現在權力運作與社會區分上：
现 文化愛好作為一種心態與行動原則，呈現了各文化愛好的行動者與成員的特殊社會地位，呈現他們社會資源與才能的掌握程度，亦呈現他們的文化修養與文化資本的累積程度。透過文化愛好的社會表現，實際實現了權力爭奪和較量。文化愛好這種社會象徵，與權力再分配的社會功能，使現代社會中各成員、各階級，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了文化愛好層面的權力鬥爭（高宣揚，2002：180）。
现 文化愛好作為一種生成性的區分原則，一方面把行動者自身和他人區分開來，來突顯自身的身分、自我認同和特殊個性，另一方面又將他人按照愛好的分類加以 區分，實現人們對整個社會各成員和階級的間隔化程序（高宣揚，2002：181）。
Bourdieu認為文化財貨通常依某種層級而被歸類的：古典戲劇相對於通俗喜劇，騎馬或是打高爾夫球相對於慢跑或足球等。有高級文化（像古典音樂、繪畫、雕塑、文學、戲劇等），以及正在被合法化，但沒那麼高級的文化活動（像電影、攝影、唱歌、爵士、動畫等）的不同類別。但每種類別裡，還有不同層次的區別，古典音樂中，還可以區分為大眾品味、中等品味、高級品味。因此，對這些文化財貨的認識和消費，是有分級作用的，因為當社會行動者潛心於某個文化活動，並展現他們的品味時，不但彼此間在相互歸類，且甚至相互對立。所以，文化場域的運作，就像是一個從最合法到最不合法的歸類系統，即從高級到庸俗的歸類系統。社會行動者因此可以表現區別，甚至在最平常的活動裡（服飾、室內裝潢、旅遊、休閒、運動、烹飪）。Bourdieu在Distinction中曾提道，有品味嗜好就有反胃厭惡，嗜好的作用，有整合的作用，可以展現階級屬性，但也有排斥的作用（Bonnewitz, 2002：135）。
慣習與區分
慣習既是客觀可分類的發生性原則，又是進行分類判斷的實踐之分類系統，而表象的社會世界（即生活風格的空間）乃由兩種能力的關係所建構：一是由慣習所確立出的，生產分類的實踐和作品的能力，一是區分和鑑賞這些實踐與作品的能力。故慣習在此運作過程中，同時完成了四種分類：
现 將自身與他人區分開來，顯示自身的自我認同，並藉以突顯自身的氣質、風格、個性和特質。
现 把鑑賞和觀察的對象區分開來，將對象按照自身喜愛的程度，分類成各種等級。
现 對他人和整個週遭世界進行區分，按照他們和它們的不同狀況或類型加以分類。
對事物進行分類的同時，慣習也對行動實踐本身進行自我分類，在對鑑賞對象進行分類時，也完成對鑑賞活動本身的分類。
Bourdieu認為，任何文化實踐的參與都帶有階級屬性的色彩，且正是階級屬性構成了特殊的慣習（Bonnewitz, 2002：135-6）。判斷的性質反映了藝術鑑賞力層級的高低。以攝影的評價與品味為例，普羅階級是以內化的實踐價值來評判相片，完全不考慮美感，他們認為所有照片都應該有某種功能。然社會層級越往上，他們的說法也越抽象，攝影成為表達普遍意義的機會。因此，即使攝影在整個社會階層裡廣為流傳，主流範疇仍能繼續其區別的策略：拒絕攝影的一般用法，賦予平凡之物一種美感，如此一來，攝影便成為有教養文化的一部分（Bonnewitz, 2002：138）。
秀異（distinction）
在資產階級的文化世界裡，就是以否定下層階級實用性、功能取向的品味和生活風格，來區異自己。通俗品味所強調的是文化財貨的實用功能，高級的品味則重視它們的形式，普通品味採用的是「量」的觀點，而秀異的品味則喜歡以「質」作為評斷事物的依據，最後，大眾品味重視的是消費物品的「質料」，而資產階級文化要求的是「儀式」，即消費的方法和儀態。這種「奢侈品味」和「自由品味」或「必需品味」，都顯示出象徵鬥爭的意涵。即為了自身特定的秀異文化目標，運用所擁有的經濟和文化財貨、教育資本，展現各自特有的日常生活實際行為（邱天助，2002：148）。
統治階級 可以藉著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行上的風格排他性，來區異自己的階層地位其追逐秀異的意義是卑俗主義(vulgarism)者；而在秀異的象徵鬥爭中，小資產階級進行的是一場毫無希望的鬥爭，即使其未有意識地遠離工人階級的散漫，但相較於資產階級的安然灑脫，小資產階級的日常文化中所蘊的「自命不凡」，由於期待被接受和尊重，往往冀求文化的美譽，表現出文化的虔誠，對資產階級文化的順從，乃伴隨著自己文化的無價值感，其追求文化的美譽是主智主義（intellectualism）者（邱天助，2002：149-50）。Bourdieu對普羅階級的文化實有褒貶，其貶謫的是未反思的動物狀態，認為勞動者在階級系統中被化約為體力的勞動，並發展出一低俗和動物般的愉悅品味，但Bourdieu同時也推崇這種動物性為生存的自然形式，並以此攻擊資產階級文化的偽善。勞動者所扮演的乃盧梭所說的「高貴的野蠻人」，並未受到資產階級所玩的文化區隔遊戲的污染。大眾階級進行必須的選擇，是實際主義（realism）者（邱天助，2002：150）。
累積文化資本的意願，使我們可以解釋文化經驗。所有的經驗研究皆指出，宰制階級比其他階級更常去參觀博物館、聽歌劇、上圖書館或買書。文化財貨的消費是很不平等的，這並不只是反映了經濟上的不平等，也反映了區別策略的運作，這也是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這個日常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通常是微妙而不為人所注目的，而鬥爭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各種實踐的合法的層級化，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歸類的鬥爭（Bonnewitz, 2002：134-5）。
在社會階層的每個位置上，都有一個特定的文化：菁英文化、中等文化、大眾文化，這三種文化是以秀異、奢望及匱乏為特色。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證明了象徵鬥爭在階級鬥爭裡的重要性。灌輸意義的同時也要使人忘記其任意性，這正是暴力及象徵宰制的邏輯，由此可知，文化是一個較廣泛的整體，亦即象徵生產場域的一個部分，而政治、法律和宗教場域也都一起促成了這個象徵生產的場域，但是各場域又各自帶著隨時代而不同的合法性，彼此相互競爭，進而生產了世界的再現，其目的在於廣為傳播其再現，並使人接受（Bonnewitz, 2002：141-2）。
Bourdieu更細緻的解釋行動者在社會場域中的動機，其隱含的假設乃行動者具有「突顯自己」，引人注目的內在動力，也就因為是這樣，日常生活言行必然是差異符號，而所追求的如果是社會所承認並肯定的差異時，它便是秀異符號。Bourdieu採用了生活風格的各種形態，如姿態、口語表達方式、衣著、時尚、飲食等各方面，來解釋行動者如何在文化品味上，在社會場域中呈現秀異，獲取個人利益。生活風格也是一種慣習，隱含著行動者偏好的價值觀，也代表著一種文化資本，可以運用來顯示其「秀異」。Bourdieu指出，所謂秀異就是指差異，是某種特別凸出的特質，它是從關係網絡中的位置來做區辨的，也就是只有與其他特質相比時，才能顯示出來（張錦華，2001）。
參考書目
Bonnewitz, Patrice，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第一課，孫智綺譯，台北：麥田。
Bourdieu, P.，1997，〈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t Perception），《文化與社會》，林明澤譯，pp.259-75。台北：立緒。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台北：桂冠。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台北：生智。
張錦華，2001，〈從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質性研究的發展〉，《傳播文化》，第9期，pp.6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