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12 17:51:01obsidian
反身性(P. Bourdieu)
認為自己是全知全能者，反而是無知的；承認自己是無知的，反而是有知的。
沒有尼采所謂的全知全能，也沒有原罪。發現某事實的人當然不會讓他的發現們有價值（Bourdieu, 2000:3）。
透過所謂被壓抑者的回返（return of the repressed），社會學家是試著讓這些人正視社會世界，但這會冒著成為去告訴受壓抑者在世界不想讓人知道的秘密。社會學家不會期望從被壓迫的那些人得到他們的認可或感謝，因為他掀開了他們的表面，且最糟的情況是，被壓抑的也包括了社會學家自己（Bourdieu, 2000:5）。Bourdieu總是試著擺脫知識份子的唯智主義，承認自己的自由式被侷限的（Bourdieu, 2000:7）。Bourdieu以一種迴旋的思維方式，可較清楚了解不受注意的關係，當進行研究時，不能評論進行研究的動作，而是扮演藝術家的角色，站在不太遠的距離進行研究，提出見解以解除進行研究時所產生的困惑（Bourdieu, 2000:8）。
為了解開不明確，僅是回歸世界本身（即所謂的反身性）是不夠的，最基進的疑問莫過於思考我們附屬的預定條件的暫緩（suspend），這種想法乃導因於思考全能的幻覺（illusion）（Bourdieu, 2000:7）。
進入學者的領域便已預設了對常識的預定存疑，且堅信地現身於一套新的預設，這種特殊運作的邏輯乃以一種特別的習性（habitu）形式存在，乃一種遊戲感，具有精神或感官的特質，但這些習性從未被發現，因其產生乃不受注目、漸進的（Bourdieu, 2000:11）。
學者領域的特性在於一種不願接受低下者的特權預設。讓他們與世界的顧力結果便解放的分裂。（Bourdieu, 2000:15.2.3）。
學者習性最重要的特徵辨識區隔化的過程，每個人扮演著除了自己以外的觀眾，時時注意他人的表現，且由他們的作為來決定，乃出於一種持續地把自己當成對象與溝通、互為主體的協議相關的邏輯（Bourdieu, 2000:18）。
在學者稟性中，最能實現的形式是觀點（perspective），其預設了一個固定、單一的角度與靜態的姿勢，或是一單一的思考框架。這是一種特權的看法，這種從單一觀點變成普遍的觀點，是因為所有主體都認知到他們是被動的，只是被單純的觀看，因此沒有差異、區隔。（Bourdieu, 2000:22）。
一開始就處在長久自我規範過程的學者，認為文化觀點與世界觀點的歷史與社會條件是自證或自然而然就能達到的。知識精英乃是透過天賦的自然選擇，在訓練與選擇的過程中，最不為所見的效果便是在是否被選擇間，設下一個魔法的界線，此界線是為維持兩者的差異所需的條件。這種得到社會認可的差異。被當作是墬高上的學術資格所認可，是不會被質疑的；在日常生活中都存在著此種區隔，提供學者一個完美的特權神義論：有正當理由去忘記歷史、忘記學者理性下的社會情境的可能性（Bourdieu, 2000:26）。
藝術家和作家，或籠統地說，知識份子其實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一部分。他們擁有權利，且由於佔有文化資本而被授與某些特權，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佔有大量的文化資本，大到足以對文化資本施加權力，就此而言，他們是有統治性的；但作家和藝術家相對於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來說，又是被統治者。此一統治乃一結構性的形式，通過非常普遍的機制，如市場機制來實行的。被別人統治的統治者、統治者中的被統治者的矛盾位置，解釋了知識份子為何會採取模稜兩可的立場，這種模稜兩可恰恰是與平衡這個岌岌可危的立場的企圖相聯繫。儘管知識份子反抗那些他們稱之為「資產階級」的人，但他們卻終於資產階級秩序（Bourdieu,1997:85-6）。
文化生產者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擁有表現事物並使人相信這些表現的相應的象徵性權力，這種象徵性權力還表現在文化生產者，用一種清晰的、對象話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亂的、模糊的、沒有系統闡釋的，甚至是無法系統闡釋的體驗，並通過這一表述賦予那些體驗存在的理由，他們也許還會提供這種權力任統治者驅使（Bourdieu,1997:88）。
對他們（非幼稚性的藝術家）來說，最必要的是對藝術場域、對它的過去、它的將來、它將來的發展，和一切有待於去做的事情，都有一種「歷史感覺」，只要做到這些也就足夠了。所有這些都是感覺這種遊戲的一種形式，正視這些東西排除了玩世不恭的行為，正是這些東西使得你參與遊戲，被遊戲接納並達到能夠預測其未來的境界（Bourdieu,1997:89-90）。
沙特曾經說過，「言詞能引起很大的破壞」，當「命名」行為被用在公眾場合時，它們就因而具有了官方性質，且得以公開存在。當「命名」行為顯示或隱晦地顯示了那些只存在於不清晰、混亂的、甚至是壓制的狀態的事物時，情況亦是如此（Bourdieu,1997:91）。
當某人在研究這樣一個客體時，他每時每刻都在被提醒那個對象化的主體，也就是他本身就正在被對象化：最苛刻和最殘忍的是，那些分析也適用於撰述這些分析的人（Bourdieu,1997:93）。
參考書目：
Bourdieu, Pierre
2000 Introduction and Critique of Scholastic Reason, in Pascalian Mediation, pp. 1-32。
1997 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沒有尼采所謂的全知全能，也沒有原罪。發現某事實的人當然不會讓他的發現們有價值（Bourdieu, 2000:3）。
透過所謂被壓抑者的回返（return of the repressed），社會學家是試著讓這些人正視社會世界，但這會冒著成為去告訴受壓抑者在世界不想讓人知道的秘密。社會學家不會期望從被壓迫的那些人得到他們的認可或感謝，因為他掀開了他們的表面，且最糟的情況是，被壓抑的也包括了社會學家自己（Bourdieu, 2000:5）。Bourdieu總是試著擺脫知識份子的唯智主義，承認自己的自由式被侷限的（Bourdieu, 2000:7）。Bourdieu以一種迴旋的思維方式，可較清楚了解不受注意的關係，當進行研究時，不能評論進行研究的動作，而是扮演藝術家的角色，站在不太遠的距離進行研究，提出見解以解除進行研究時所產生的困惑（Bourdieu, 2000:8）。
為了解開不明確，僅是回歸世界本身（即所謂的反身性）是不夠的，最基進的疑問莫過於思考我們附屬的預定條件的暫緩（suspend），這種想法乃導因於思考全能的幻覺（illusion）（Bourdieu, 2000:7）。
進入學者的領域便已預設了對常識的預定存疑，且堅信地現身於一套新的預設，這種特殊運作的邏輯乃以一種特別的習性（habitu）形式存在，乃一種遊戲感，具有精神或感官的特質，但這些習性從未被發現，因其產生乃不受注目、漸進的（Bourdieu, 2000:11）。
學者領域的特性在於一種不願接受低下者的特權預設。讓他們與世界的顧力結果便解放的分裂。（Bourdieu, 2000:15.2.3）。
學者習性最重要的特徵辨識區隔化的過程，每個人扮演著除了自己以外的觀眾，時時注意他人的表現，且由他們的作為來決定，乃出於一種持續地把自己當成對象與溝通、互為主體的協議相關的邏輯（Bourdieu, 2000:18）。
在學者稟性中，最能實現的形式是觀點（perspective），其預設了一個固定、單一的角度與靜態的姿勢，或是一單一的思考框架。這是一種特權的看法，這種從單一觀點變成普遍的觀點，是因為所有主體都認知到他們是被動的，只是被單純的觀看，因此沒有差異、區隔。（Bourdieu, 2000:22）。
一開始就處在長久自我規範過程的學者，認為文化觀點與世界觀點的歷史與社會條件是自證或自然而然就能達到的。知識精英乃是透過天賦的自然選擇，在訓練與選擇的過程中，最不為所見的效果便是在是否被選擇間，設下一個魔法的界線，此界線是為維持兩者的差異所需的條件。這種得到社會認可的差異。被當作是墬高上的學術資格所認可，是不會被質疑的；在日常生活中都存在著此種區隔，提供學者一個完美的特權神義論：有正當理由去忘記歷史、忘記學者理性下的社會情境的可能性（Bourdieu, 2000:26）。
藝術家和作家，或籠統地說，知識份子其實是統治階級中被統治的一部分。他們擁有權利，且由於佔有文化資本而被授與某些特權，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佔有大量的文化資本，大到足以對文化資本施加權力，就此而言，他們是有統治性的；但作家和藝術家相對於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來說，又是被統治者。此一統治乃一結構性的形式，通過非常普遍的機制，如市場機制來實行的。被別人統治的統治者、統治者中的被統治者的矛盾位置，解釋了知識份子為何會採取模稜兩可的立場，這種模稜兩可恰恰是與平衡這個岌岌可危的立場的企圖相聯繫。儘管知識份子反抗那些他們稱之為「資產階級」的人，但他們卻終於資產階級秩序（Bourdieu,1997:85-6）。
文化生產者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擁有表現事物並使人相信這些表現的相應的象徵性權力，這種象徵性權力還表現在文化生產者，用一種清晰的、對象話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亂的、模糊的、沒有系統闡釋的，甚至是無法系統闡釋的體驗，並通過這一表述賦予那些體驗存在的理由，他們也許還會提供這種權力任統治者驅使（Bourdieu,1997:88）。
對他們（非幼稚性的藝術家）來說，最必要的是對藝術場域、對它的過去、它的將來、它將來的發展，和一切有待於去做的事情，都有一種「歷史感覺」，只要做到這些也就足夠了。所有這些都是感覺這種遊戲的一種形式，正視這些東西排除了玩世不恭的行為，正是這些東西使得你參與遊戲，被遊戲接納並達到能夠預測其未來的境界（Bourdieu,1997:89-90）。
沙特曾經說過，「言詞能引起很大的破壞」，當「命名」行為被用在公眾場合時，它們就因而具有了官方性質，且得以公開存在。當「命名」行為顯示或隱晦地顯示了那些只存在於不清晰、混亂的、甚至是壓制的狀態的事物時，情況亦是如此（Bourdieu,1997:91）。
當某人在研究這樣一個客體時，他每時每刻都在被提醒那個對象化的主體，也就是他本身就正在被對象化：最苛刻和最殘忍的是，那些分析也適用於撰述這些分析的人（Bourdieu,1997:93）。
參考書目：
Bourdieu, Pierre
2000 Introduction and Critique of Scholastic Reason, in Pascalian Mediation, pp. 1-32。
1997 布爾迪厄訪談錄：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包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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