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社會學的實踐

傳承一門手藝
现 Bourdieu將研究工作看作一項理性的努力，而不是某種充滿神奇色彩的求索，然學者長年累月地陷於自我神化的狀態裡，把自己看成一個前無古人的探索者，殫精竭慮的使自己符合那種神化後的光輝形象，而非踏實的履行本職工作；而研究報告在各方面都迥異於那種陳列展覽（那種企圖賣弄一番，讓別人五體投地的自我炫燿）而是一種袒露自己，甘當風險的陳述（339）。
现 在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對象建構過程的嚴格性：當一種思維方式能把社會上不引人注目的對象建構成科學對象，或能從一個意想不到的新奇角度重新審視某個社會上倍受矚目的話題，它的力量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341）。
现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將高度抽象的問題轉化為實踐上完全可行的科學操作，此一說法首先預設了我們平素所說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彼此間的某種特殊關聯（342）。
现 要傳授一門技藝，一門工藝，或者如Durkheim所謂的一種被理解為「沒有理論的純粹實踐」之社會「藝術」，就需要一種特殊的教學方法，完全不同於教授知識的教學方式（343）。科學家經常注意到，他們的技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完全通過實踐習得的，那些知識內容、思維方式與行動類型本身便不那麼明確，無聲的教學顯然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344）。
现 衡量一個社會科學家在他的學科領域中佔據著怎樣的位置，就是看他認為要跟上本學科的最新進展需要掌握哪些東西。然社會科學缺少規範、形式化，因此不若其他科學領域，依靠著思維的自我運作，依賴正確科學行為的準則 ，為獲得足夠的實踐經驗，必須從根本上依靠體現在身體層面上的慣習圖式（344）。
现 科學慣習乃是一種「造就人」的規則，是體現在身體層面上的規則，乃一種科學的做法，根據科學的規範在實踐中發揮作用，但自身卻並未意識到這些規範已為行為的準則；此即為科學上的遊戲感（feel for game），使我們在正確的時候作該做的事（344-5）。
现 一位力圖傳授科學慣習的社會學家，絕少通過根本原則和普通概念表達自己的想法，最糟糕的是，認識論成為社會交談的長篇大論主題，成了經驗研究的替代物。社會學家的做法，往往借助各種實踐性的建議，在實施過程中校正這些實踐（345）。

從關係的角度來思考
现 在對象建構的過程中，最具有「經驗性」的技術選擇，也不能脫離最具「理論性」的選擇。唯有將所有經驗材料都看作一套理論預設推演出來的假設整體之一部分，它們才能作為一種證據來發揮作用。我們在從事研究時，經常把證據視為不證自明的，此乃因我們信任和接受一種文化慣例（cultural routine），這種文化慣例多是通過學校教育（如方法論的課程）強加灌輸給我們的（346-7）。
现 當整個學派或研究傳統，都只是一種圍繞資料蒐集和分析技術來發展自身時，這些材料往往被錯當成具體現象本身（然事實上卻是一抽象過程的產物）。我們現在所考察的這種情況，卻未將這種抽象過程視為抽象，因此，隨處可發現唯我獨尊的偏執狂：有人沉溺於對數（線性分析），有人執迷於話語分析、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等（347-8）。
现 不論何種狀況，在對象已經確定、材料蒐集的實踐條件既定的場合，我們必須竭盡全力，調動所有的技術，只要它們與我們研究的問題相關，並可以在實踐中加以利用，就兼容並包，為我所用（349）。
现 決定建構對象工作的觀察與分析的方案，並非一事先劃好的藍圖，而是一項費時耗神的工作，只能通過一系列細小的矯正和修補，一點一滴的完成；促成這些矯正和修補的，正是所謂的「技藝」，即何時應做些什麼的「訣竅」，而激發它們的即是一套實踐原則（350）。
现 研究程序涉及了特有的社會向度，對這些研究程序保持關注，當使研究者保持警惕，不致陷入概念和理論的拜物教。這種拜物教，來自將理論工具視為自在與自為的存在，而非運用這些工具並使它們發揮作用（351）。
现 從關係的角度來進行分析，一個主要的困難在於：多數時刻，只能從個人或具體制度間各種性質的分布來把握社會空間，因可獲得的資料都是把個人與機構聯繫在一起（352）；在實踐中，場域的邊界問題一再地出現：事實上，研究者常會將研究對象從一個空間中獨立出來，若如此，研究者便須更努力地使用二手資料，使這個對象所在的空間有更明確的了解。從這樣的了解中，研究者可得到許多科學裨益：通過了解研究的性質，了解現實包含了哪些關係，研究者可以勾勒出型塑這個空間結構的各種主要力量線，也正是這個空間的制約力量，影響著研究者所考察的現象（356）。
现 要建構一個科學對象，亦要求研究者對「事實」採取一種積極而系統的態度，要與經驗主義的被動性決裂，但又不墮入宏大「理論化」的空洞話語，而是抱持著建立一個模型的宗旨來處理非常具體的經驗個案。要用特定的方式將相關的研究方案來發揮作用，這一研究方案可以產生系統性問題（能做出系統性的答案），即要產生一個連貫統一的關係系統，而這個系統可被作為系統來加以檢驗（356-7）。

徹底的質疑
现 要建構一種科學的對象，首當其衝的便是要與常識劃清界線，預先建構之物無所不在，社會學家與一般人沒什麼兩樣，皆實實在在地受著這些預先建構之物所包圍。然社會學家承擔著一特殊任務，其本身便是所欲探知的對象（社會世界）的產物，因此，社會學家所提出的問題、所使用的概念，完全有可能是這對象（社會世界）的產物（359）。
现 社會學家是一種社會存在，因此其已被社會化了，社會世界的結構已被其內在化了。此一事實中包含了許多內在的預設，要想將這些預設都置入括弧中，便須進行徹底的質疑。在對象建構過程中，社會學家表面上是主人，但實際上社會世界通過他，通過這些自然而然的操作，介入了這種對象建構的過程。社會學陷入了被它視為研究對象的客體中，被自己的研究對象牽著鼻子走，就算揭示出研究對象的某些東西，亦非真正客觀的東西，乃是摻雜著理解對象的原則本身（360-1）。
现 社會問題的提出與研究，都只是社會世界藉以建構自身表象的中介過程之一，社會學也罷，社會學家也罷，都是被用來滿足這個目的的手段（362）。
现 想要避免被我們的研究對象所主宰，保持自我警惕是很重要的，與常識決斷亦是有效的方法之一，面對一些沒有人會去注意的事情，須再去尋思其意義為何。面對我們所研究的問題，則須去追溯問題的緣起，看它們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因此一建構乃集體的，只有通過集體性的作為，方使某些議題成為合法的問題，得到人們的了解與認可，成為可宣揚、可傳播、可公開討論的正規官方問題（363）。
现 政治場域（尤其是科層場域）實具有獨特的邏輯，使科層場域在「普遍性」社會問題的建構與神聖化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社會學家所面臨的問題域很可能只是某種被強加的產物，每當社會學家出於自身考慮去研究這些問題時，他就會繼續完成這種強加活動、支持這種強加活動，使這些問題被理所當然地視為科學的社會問題，然實際上這些問題不過是社會政治方面的時代精神的表現（363-4）。
现 對嚴格的科學實踐來說，心裡時刻都想著反思性，確實是一重要前提。分析實踐的邏輯，分析那些旨在賦予世界意義的自發性理論，本身並非目的；對普通社會學的預設進行批判，特別是對它所應用的統計方法所借助的預設進行批判，亦非終極目標。把實踐感的圖示轉變為客觀的研究對象，其目的並不在於去證明社會學僅提供許多世界觀中之一（相較於其他科學形式，既不更好，也不較差），其真正的目的在於將科學理性從實踐理性的重重包圍中解放出來，避免實踐理性侵蝕科學理性，避免那些本應成為知識對象的東西（即構成社會世界實踐感的東西，所有賦予世界以結構的各種知覺與理解的預設）都被當成知識的手段來使用。將個人對社會世界的常識理解、基本體驗，都當作個人的研究對象，而不以設定性的方式接受社會世界，不把社會世界當作一個面向某個主體的客體來建構世界，這正可避免身陷客體對象的重圍。使一切有關這個世界的信念經驗，成為可能的東西，即將這個世界的預先建構的表象，與其背後潛藏的認知圖示，統統至於科學的審視之下（370-1）。　

雙重約束與轉換
现 整個社會學的學術傳統，使我們必須不停地追問、質詢，冷靜而有條理地進行懷疑，故每個社會學家皆陷入一種雙重約束：失去其學術傳統所賦予他的知識工具，他就不過是個自我啟蒙、自我教育、自發性的業餘社會學家；於此同時，這些知識工具又不斷地使人陷入危險的境地，使他們簡單地用學究常識來代替常人常識中天真幼稚的信念，而所謂的學究常識意不過是同樣幼稚的信念，使用各種技術術語，在科學話語的正規限制下，拙劣地模仿常識話語（373）。
现 指導具體教學中特有的二元對立：一方面必須灌輸以被檢驗過的現實建構工具，一方面又得培養一種出類拔萃的批判性情，培養無畏地質詢這些工具的傾向；人們既熟練地掌握了科學文化，同時在面對這種科學文化時，經常在學術領域內體驗到一種疏離感，一種陌生感，從中滋長出一定的反抗情緒，或是與這種文化保持一定的距離，不接受它的表面價值，即人們同時結合了一種抵制，抵制這種由社會學中佔社會支配地位的話語所提供的對社會世界冷漠超然、脫離現實的表象（373-4）。
现 社會科學最重要的任務在於，把思維途徑的轉換、關注方式的劇變，及與所有在社會秩序與科學秩序中，支撐著那些預先建構的觀念的各種事物的觀念本身的斷裂，確定為科學實踐的根本規範（377-8）。

參與性對象化
现 參與性對象化無疑是所有研究操作中最艱難的，因其要求研究者與所固守、追隨的那些隱藏最深、最不自覺的因素決裂，而往往正是這些因素使研究者產生了對研究對象的興趣。參與性對象化要求研究者全面擺脫與他們竭盡全力所要知曉的對象間的關聯（380）。
现 學者理解任何有可能成為對象的東西，所依靠的便是那些原則本身，背後都有一些最強大有力的社會決定因素，而這些因素通常是以隱蔽地方式體現著：一方面作為學術場域的一員且在學術場域中佔據一特定位置，兩者間的各種特定利益（380）。
现 Bourdieu建構了一個模型，將學術空間看作一個特定力量關係聯繫在一起的位置的空間，將之看作一個各種力量的場域（381）。

反思社會學
现 Bourdieu認為反思的層次是對研究者的目的、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的方法和題材的選擇等等，都必須經常反省。他認為他的研究目的是要揭露社會結構、習性等的權力基礎，所以是具解放價值的，社會研究是要協助個人了解行動的意涵，因此，他的研究試圖說明文化再製的不平等，分析主控群體如何掩飾習性的底層結構，他所做的眾多的知識分析，象徵暴力的分析，都可以看出其研究目的是一以貫之的。

现 Bourdieu認為研究者沒有自外於社會的位置，沒有中立、客觀的角度，他分析社會場域，他也在社會場域之中，所以他大量分析學院知識產製、技術專業、科層權力等。這意味著研究者應不斷檢討其作為文化財貨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角色，亦即社會學的自我分析，以及社會學者對於社會科學可能性條件的經常反省。從他對故鄉農民婚姻的分析，到他對大學學術同僚的研究，都表現他對自我分析，對經驗存在條件的反省，對學術過程的質疑等不斷反省的努力（張錦華，2001:136）。




參考書目:
布迪厄，1998，《實踐與反思》。中國大陸：中央編譯出版社。
張錦華，2001，〈從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質性研究的發展〉，《傳播文化》，第9期，pp.6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