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央嘉措1683年出生在藏南一個信奉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的平民家庭，被選定為五世達賴的轉世靈童，15歲時正式被立為六世達賴，進入信奉格魯派(黃教)的布達拉宮。由於實際掌權者桑結嘉措和後來清廷在西藏的駐軍首領拉藏汗的政治矛盾，年輕的倉央嘉措被迫生活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之中。據史載，1706年赴京的路上，倉央嘉措病逝于青海，“棄屍骸”，年僅24歲。

    黃教嚴禁出家人結婚成家，而倉央嘉措原本世代信奉的紅教並不禁止僧侶娶妻生子，在他之前的五世達賴最初亦信奉紅教。因此，進入布達拉宮的倉央嘉措對種種清規戒律難以適應，因而有了他“情聖”的名號，也有了這些“情歌”。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倉央嘉措詩歌已經流傳到全國，在民國期間曾成為一時之潮流，此後的倉央嘉措熱是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隨著思想解放，被視為浪漫和自由代表的倉央嘉措詩歌也曾一度復興。倉央嘉措詩的中文譯本目前至少有10種，國外有英語、法語、日語、俄語、印地語等眾多文字譯本。

    從“倉央嘉措情詩”的收集整理中可以發現：數量越來越多。已故的藏族文學研究者佟錦華(1928-1989)曾統計，集錄成冊的有“解放前即已流傳的拉薩藏式長條木刻本57首;于道泉1930年的藏、漢、英對照本66節62首;解放後，西藏自治區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還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說有1000多首”。其中有許多與倉央嘉措風格極不一致的詩歌，但也被牽強解讀為他的偶然之作。除了許多難辨真偽的詩作，也有了越來越多的倉央嘉措詩漢譯本，隨著年代的更疊，譯作從古體詩到現代詩，風格不一，也算蔚為奇觀。

    有學者對比藏文直譯與漢譯本後認為，許多譯本沒有充分研究藏族文化和歷史背景，沒有經過仔細推敲，導致人們誤解了倉央嘉措，將其大量詩作“譯”成了情詩，這方的意見認為倉央嘉措作品是“道歌”多於 “情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藏漢兩種文化互相接觸之時，由於充任其中關鍵一環的翻譯者個人的局限和好惡，而不是去下工夫瞭解藏傳佛教和藏族文化，一味地一廂情願、興之所至，使得倉央嘉措乃至他的詩歌不斷地被改頭換面，為我所用”。

    “情詩、宗教詩、政治抒情詩”

    中國藏學出版社總編輯馬麗華在媒體報道中看到了關於《非誠勿擾2》中“倉央嘉措倣作”的討論。

    馬麗華說，後來傳世的120多首倉央嘉措詩中，估計有一些真正的倉央嘉措詩作卻並未收錄在內。歷經三百年的風雲變遷，人們將很多西藏民間流傳的民歌也當作了倉央嘉措的詩作，納入其中。

    從倉央嘉措的創作來看，他從藏族民歌中吸收了素材和表現形式，因此詩歌創作風格傾向於西藏民歌，這也導致他的詩作在流傳的過程中容易和民歌混淆。許多藏人學者認為真正的倉央嘉措詩作應以藏文長條木刻版為準—從藏文書籍木刻版刊印的慣例來看，比較重要的人物作品往往採用長條木刻，並且印刷精美、字跡清晰，如《甘珠爾》、《丹珠爾》及宗喀巴和歷世達賴、班禪的著作，倉央嘉措作為六世達賴喇嘛，他的作品應該也是採用長條木刻。但同時又有很多研究者認同120首的版本，難以界定。

    對於到底是不是倉央嘉措的詩作，馬麗華倒是很寬容，她覺得120首裏面到底是不是倉央嘉措寫的倒是不要緊了，因為都是得到藏族民間認同才得以流傳的詩歌，而且這種誤傳也並非壞事，它至少擴大了倉央嘉措詩歌的影響力。但當代人的作品被誤傳為倉央嘉措作品，她則覺得不妥，“比如朱哲琴的歌，就被誤傳為倉央嘉措的詩”。

    至於倉央嘉措寫的到底是情詩、宗教詩，還是政治抒情詩?馬麗華堅定地認為情詩的形式不可避免，因為從倉央嘉措詩歌的影響來看，愛情題材才最能引起這麼大的共鳴，“如果是純宗教詩，或者政治抒情詩的話，不可能傳播得這麼廣”。當時的歷史背景錯綜複雜，倉央嘉措不幸成為政治的犧牲品，因此他更可能是以情詩的形式來寫政治抒情詩，或者逃避政治鬥爭轉而去尋求人間的美好。

    然而始終眾說紛紜，不管是政治抒情詩派、宗教詩派，還是情詩派，普遍都同意，如果“要盡可能地解讀倉央嘉措的詩，需要充分閱讀西藏曆史”。

來源：時代週報

責任編輯：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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