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這場講座，那大概是這一切都太複雜了。有複雜的歷史因素，有複雜的制度規劃，有複雜的人因關係，有複雜的公眾意識。紐約現在的公共空間成型有些是歷史文化演變使然，這不是現在的台灣能夠仿傚，有些是民眾政府努力營造改變，但成效有好有壞，評價有正有負，能不能學習，適不適合台灣，光這部份就很有爭議了。所以才說，這一切都太複雜了。

第一個公共空間：Bryant Park，私人公園，卻完全對公眾開放，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在繁榮熱鬧寸土寸金的曼哈頓，究竟擁有者是什麼樣的想法呢？靠著外租給廠商辦免費的公眾活動獲利，包括每年例行HBO的電影欣賞會，從各個角度看來，是一切都完美的範例，可是台灣、台北幾無複制的可能，任何一塊空地都要搶奪爭取，都要發揮最大經濟效益，這是台灣。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紐約的商辦大樓，為了爭取更高樓層和更高的容積，開放樓下樓層可供公眾使用，而且是永久使用，而且是不設任何限制的使用。台北似乎也有類似的法律規定，之前台北花博也有類似的公園要求，只是台灣很多是住宅建設，很多故意做了一些圍籬阻擋，很多只是暫時配合，不久之後就又回收建築，這是台灣。

再一個例子是sky line，原先是高架鐵路，但在廢棄之後，面臨拆除的命運。在美國，拆除變更任何的建築是要召開鄰里會議，當然和台灣大不相同，因此有人開始奔走，促使重視和保存，並積極募款，展開競圖，最後獲得市政府同意撥款改建，成為公共空間，成為社區再造的經典範例。這實在不太能想像發生在台灣，政府對人民聲音的漠視，人民對周遭事物的冷漠，這是台灣。

最近台北最熱門的一個案例是松山煙廠旁的台鐵台北機場，即將要被拆除，這是在台北精華區一再上演的劇情，有的是都更，有的是圈地。可以再提一個紐約的例子，紐約的中央車站，也是因為發展變革而沒落，而要被拆除。紐約中央車站的結局是賈桂琳•甘迺迪出面反對，因為一座城市的偉大是需要歷史，是需要時間累積，結果得到市長支持。不過這裡是台灣。

最後還是回到結論，這一切都太複雜了，牽涉太多因素，一切都不會有絕對的對錯，即使放到幾十年後，即使放到幾百年後來看。紐約中央公園在1860年一直被保持成荒地，因此後來才可能建成公園，這現在來看會是很荒謬；紐約Coney Island在1910年代曾經繁榮一時，現在則進入消條。不能說誰的對錯，因為太複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