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對「香港瘟疫史」有點研究的話，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除性傳染病外，香港大多數瘟疫的病源是中國大陸。但是，對香港這個國際城市（自由港）來說，這只是一項不帶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從來沒有任何歧視中國內地訪港旅客意思的「公共衛生問題」。即使香港開港一百六十多年來出現過多次的瘟疫，香港政府和人民都從來都沒有想到要將邊境封閉，斷絕與中國內地（特別是廣州）的一切來往，甚至把所有問題的根源都賴在中國內地的人民身上，因為，這種做法既不現實也不科學，更無法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這就像你想呼吸新鮮空氣而打開窗戶就不可能避免有一些蚊子蒼蠅飛進房子裡面一樣。
所以，「香港經驗」的最有價值之處就是：如何在維持中港兩地人民自由往來的同時，運用最新的醫學知識和儀器，將可能付出的代價減到最低。２００３年發生「沙士」事件後，對香港特區政府來說，主要是加強各種防治宣傳和醫療設備，甚至在邊境關卡上加裝紅外線人體高溫掃瞄探測器（特別指出，這套全球最先進的探測機器是由清華大學科研人員發明的）和二十四小時駐守醫護人員，對所有入境旅客（不分中外）進行檢測，一旦發現有旅客在過境時體溫過高，便馬上由駐守醫護人員進行即場檢測甚至送院暫時隔離。對一般人民來說，自然就是要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包括常常消毒清潔劑洗手，在密閉交通工具裡戴上雙層口罩，不再用手指手掌直接碰觸手扶梯膠帶等等。總之，香港人只視這種不可避免的麻煩為一項「只對事不對（大陸）人」的「公共衛生問題」。


但是，對台灣來說，情形恰恰相反，因為島內的確存在不少以為將台灣「閉關鎖國」，與中國大陸「老死不相往來」便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綠營政客和人民，甚至濫用言論及新聞自由的傳媒（特別是目前已在中南部泛濫成災的地下電台）。台灣島內如果再度發生如２００３年的「沙士事件」（即病毒自中國內地旅客傳至香港，再輾轉自香港帶原者傳到台灣），或且某種傳染病直接自內地旅客傳至台灣的案例，那些在今年五月底喪失政權後已經憤憤不平的綠營政客，一定會將這種普通的「公共衛生問題」借題發揮，上綱上線到政治層面，將之炒作成「只對（大陸）人不對事」的「政治問題」，藉機破壞兩岸關係的進程，企圖將台灣的大陸政策拖回過去或加以延誤的。
所以，對大多數台灣人民推銷實事求是的「香港經驗」，與其發生問題時才出來解釋，倒不如先對他們先來個當頭捧喝，公開呼籲台灣人民首先應該要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注意避免在日常生活中作出的一些可能造成病原體感染的小動作，為他們先打上幾支心理預防針，日後一旦發生類似「沙士事件」的案例時，對台灣一般人民的心理衝擊，也至少可以有效減低。
五年之前，約一百名只是被懷疑是「帶原（菌）者」的香港旅客，就曾經於２００３年４月「沙士事件」期間，被台灣警察強制封鎖在台北西門町「麒麟大飯店」三天，一度引起台港關係大倒退，最後卻被證明只是一場虛驚的，極不愉快的「危機事件」。
本人只是希望這類可能嚴重影響兩岸友好關係的「危機事件」，日後不會再發生在大陸赴台旅客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