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海的朋友都知道，這幾年我一直和一位外籍記者Noah做語言交換，當然是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除了語言交換外，拜Noah的工作之賜，我常有機會提供一些我有興趣的題材給他，讓他做專題報導，而我也能藉著這些機會去進入一些我平常打不進的圈子。比方說，算命師、風水師、嬰靈廟、提供觀落陰服務的廟、做紙紮的公司等等，都拜Noah之賜，讓我有機會能跟他們互動，也有機會把這些台灣特有的文化現象介紹給在台灣的外國友人們。

提到我們各自工作的內容，表面上差不了多少，都是要進入人群、與人群對話、參與觀察等等。但人類學家希望能在田野現場收集到各種資料，作為文化分析的素材，進而理解現象背後的文化邏輯。隨著田野工作理論的發展，新一代人類學家甚至希望收集報導人對於實際感官經驗的描述，而非僅是形而上的文化概念。對於記者而言，要做的則是將眼前的事件或是現象忠實地傳達給讀者，讓讀者能夠透過報導身歷其境。

Noah問的問題基本上比較直接，希望能夠透過提問快速地問答，有效率地得到現象與事件的輪廓，但背後的價值判斷則得留給讀者自己。Noah常在工作上問一些很直接的問題，但華人文化裡對於外國人的友善，讓Noah基本沒有太多困難就能得到答案。

人類學的訓練則讓我在提問時相對保守許多，因為人類學家與報導人的關係不同於新聞工作，需要更長時間的經營。人類學理論也告訴我們，報導人向人類學者所提供的資料會因為關係的改變而有所不同，關係越深，報導人對於人類學者越信任，提供的資料也就越深刻。

新聞價值與學術價值是否有衝突？這是我最近在思索的問題。在和Noah一起工作的過程中，不可諱言地，我真的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在許多田野場合，台灣人相對來講比較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或是比較熟悉如何與記者或媒體互動。這可能是台灣媒體氾濫後的影響之一，讓報導人對於記者的工作有比較清楚的認識，甚至也能直接聯想到這可能是某種曝光的機會，可能帶來直接會間接的利益。

反過來，報導人們常搞不清楚人類學者的工作為何？常反問我：「你問這個幹什麼？」當我試著解釋我想搞清楚現象背後的文化邏輯與意義，或是想跟他解釋我處理的議題在學術上的重要性時，報導人不是露著難以理解的表情，就是表示對於學術工作完全不感興趣。碩士班田野工作階段，曾被兩位風水師在第一次訪談時轟出辦公室，大致上就是因為如此。

兩個禮拜前，和Noah一起去龍應台基金會聽了張茂桂教授的演講，聽張教授分享他在大陸的田野經驗。張茂桂是台灣重要的人文學者與田野工作者，我在此不稱呼他人類學者，是因為他所做的研究超越了人類學的範疇、跨足宗教、戲劇、文學等領域，僅以人類學者來稱呼他，似乎小看了他。會後我也和他小聊了一下，他提到當前人類學界太過注重理論框架，反而綁手綁腳，相較之下，記者工作倒來得自在些。此話聽起來頗有道理，卻有弦外之音。張教授在提醒我，人類學者面對田野，得先拋開理論的眼鏡，以真正地進入田野地核心為目標。

就像演講中張教授不斷提到的，人類學者在田野工作中最擔心的，不外乎報導人不願意分享他們對於現象的理解與認識，或是不讓人類學者進入田野現場，比方說一些特殊的儀式場合，或是一些重要的聚會。即便有機會進入田野現場，人類學者也擔心自己所能觀察到的，決定於自己與報導人的關係深淺，甚至陷於部分報導人的觀點，而非報導人全體的共識。在諸多不確定之下，人類學的田野工作之所以需要長期經營，為的正是期待透過與報導人關係的經營，使自己對於田野有更全面兼有深度的認識，而非快速地瀏覽而已。

相較之下，記者的工作要求客觀，也要求時效與新聞價值。記者與報導人的關係常僅有事件現場，或是採訪的當下，不需要像人類學者一樣長期經營。這不僅是關係新聞工作上到利益迴避的重要性，也因為其仍需要有「即時性」作為賣點，作為維持媒體營運的基礎。這也正是記者與人類學者工作上最大的差異之一，和報導人關係的深淺、以及對於事件現場與田野現場認知的不同，都讓新聞工作與人類學田野工作，有著本質上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