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覺得fieldwork（中譯：田野工作，或是田野調查）這個字很妙，這是人類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但也一直讓人聯想到人類學者總是在荒郊野外或是在深山部落裡做調查研究。我的田野調查從大學時代到現在一直都在大台北地區。這可能和我不諳台語或是台灣其他方言有關係，但自己研究的主題也一直和傳統聚落沒有關係，在都會地區做這些題目也比較恰當。

在從美國回到台灣前，我還以為這個暑假的田野工作會比在美國訪問風水師來得簡單，但實際開始執行後，才發現我之前真的異想天開。這回的田野工作規模比之前都大，也需要比更深層的資料，而這些都必須在短短兩個多月之機完成，所以訪問的設計、聯絡報導人、實際執行訪問工作、寫田野筆記等，任何一件事都慢不得，更何況這回是針對兩項研究蒐集資料，所有工作也都自然是之前的兩倍。

我可能還比不上馬凌諾夫斯基被困在初步蘭島的哀怨，但這畢竟是我的志業，我的人生，隨然有小小抱怨，但知道自己對一個文化現象有了越來越深的理解，勾勒出一個潛在的文化邏輯，實在是人類學田野工作最大的成就感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