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仿春秋做法，注解資治通鑑，司馬光當初編撰資治通鑑也是法左傳．

有了易經，就有了揚雄的太玄．有了詩經三百篇，就有了唐詩三百首．有史記，就有了未來兩千年綿延不斷的二十四史．孔子有論語，後世就有孟子，近思錄，傳習錄，還有朱熹本人特大本的朱子語類．自司馬光寫出資治通鑑，後人又補了續通鑑．通典有續通典，通志有續通志，文獻通考也有續文獻通考．有爾雅後有廣雅，有切韻後有廣韻．有藝文類聚，有冊府元龜，有永樂大典，有四庫全書．

自兩千年前定下了格式，同樣的模型不斷鑄造相似的產品，很少有一個文明能夠堅持一個形式堅持上千年，而不大變化．

中國人確乎是經典的民族．

透過經的堅持，幾千年不斷探討早已翻爛透的幾個字，是以，有了俞大維記下這段文字：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輕時看書不懂，我認為腦筋有毛病．現在看書看不懂，我認為書有毛病．陳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歐洲回國，往見他父親（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寅恪告別出來，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歲左右，我又見到他．他說：’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
（俞大維口述，’給女作家陳荔荔的一封信’）

史記把尚書，左傳，戰國策都抄了一些，而漢書就武帝以前之事，索性大抄史記一番，司馬光就著過往史書再大大刪抄，這就是孔老夫子所謂述而不作的傳統，幾千年來，經學是把古文用今語再解釋一遍，寫在句子中間，名之曰注疏，史學是蒐羅舊典，再大大刪抄一遍，就連詩詞文章，前有江西詩派翻抄唐人換幾個字，重新拼裝上路的詩句，後有明前後七子擬模唐宋八大家．

雖說西方也有中世紀的長期黑暗，比起中國上下兩千不斷翻抄的記錄，實在遠遠不如．

這述而不作的傳統演成史學的超級發達，至有章學誠’六經皆史’的結論，甚至連四大奇書，也都不脫史學源淵，三國不用說，水滸中宋江等人亦從野史活脫而來，西遊記是神怪故事，然原亦由三藏法師取經詩話轉衍，至於不記朝代的紅樓夢，學者多從曹家家史入手，考證小說背後的實事竟成紅學主流，是把小說本身也當史書解．

回到五經，尚書記述三代歷史，春秋記東周魯國國史，詩經三百首都被標注是刺講某君某臣，儀禮講周代禮制，全和史學有關，就連周易中也不乏記述古事的段落．這才造成章學誠的那句名言．

經學的另一個面向是宗教性．為了孝的大義，宋代吵了一次僕議，明代吵了一次大禮議，只為了確定入繼伯父的皇帝要如何稱呼生父與繼父．

雖然各代都以郡縣制為主，這些儒生偏偏兩千年來不斷堅周代封建制與周禮中虛構的井田制是治天下的大經大道，並以此來批評當代，古禮早已湮滅，而遲至清朝，還有人在考證周禮實際，以為當代正因未堅持古禮，才使本朝風俗澆薄．到中國古代文明最後一次大自救的百日維新，領航的康南海竟是出兩本考證書，做整個運動的網領，一本亟言孔子是托古改制，一本亟言新經學都是些偽經，才誤了中國兩千年云云．

待這一運動失敗，儒教的宗教性從此完全丟失，經不再為經，中國做為一個獨立的文明已不復存在，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做為殘留的碎片，中國性依然在中國社會起作用，這個中國性使得國民黨人如同古儒一樣，把國家不治歸咎於三民主義未得貫徹，而不是三民主義本身不通，以前共產黨人把毛語錄當四書五經，不能質疑，彷若真理，如今高舉民族主義大纛，不容挑戰．

中國並沒有啟示宗教，為什麼人為的教條可以取得如此影響，實頗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