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次高院二度撤銷原裁定並發回更裁的扁案，值得省思之處不少。

首先是高院引用23年台抗字415號認為檢察官有抗告權的實務見解，但是後面又承認檢察官在審判中沒有「羈押聲請權」。引用這個裁定並非有錯，但這個裁定強調的是「抗告權人不以本身受有裁定者為限」，因此「檢察官」亦是刑事訴訟法第3條的「當事人」故有提起抗告之權限，這就是問題了，我認為重點是「並非所有裁定」都可由當事人提起抗告。刑事訴訟法第404條規定「判決前關於訴訟程序之裁定」乃構成抗告之限制，或許「羈押之裁定」是否屬於「單純訴訟之程序」或有爭議，但既然承認檢方在審判中無羈押聲請權，那麼就代表是否羈押被告之權限係完全掌握在「地方法院承審法官」手上，如要針對「裁定」不服而提起救濟，也是在對被告的基本人權考量，在收押裁定後而容許由被告提起救濟之情形，若依本案般檢察官一再的「提起抗告」，會導致「訴訟程序」會產生長期不確定之情形，而毋庸進行其他刑事程序，更別談實質審理的問題了，因此關於「羈押之裁定」，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04條之規定，我認為應解釋為「訴訟程序之裁定」，故檢察官無抗告權。

其次高院一方面強調羈押是干預人身自由最強烈的「強制處分」，但是一方面又認為被告有羈押之必要，還用了「負負得正」賣弄文字般的「無不予羈押之理由」(本文建議要賣弄文字不如再加兩重用詞「不可無不予羈押之理由的禁止」，更可讓人民看不懂， 不是更好)，不但輕易的認定被告有「逃亡」「串證」「滅證」「犯重罪之嫌」的理由，更對地院下指導棋，而指示被告有羈押之必要，如此的上級法院干預下級法院審判的方式，彷彿有審級上下一體的錯覺，那麼我試問，憲法第8條的人身自由權的保障以及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的強調到底在哪裡，「羈押制度」干預人身自由最強烈的強制處分竟然是「優先採用」而非「最後手段」，最後還強調這是「司法正義」的展現?

       最後則是地院的三位法官臨時被「陣前換將」，讓「小案併大案」、「專業審理併普通審理」，更是在違反法院內部的分案秩序，而變相成直接指派審理個案之異象，這很明顯了違反「法院組織法」，更是違反了憲法第80條「司法獨立」中「審判獨立」之精神，更是有違大法官於釋字第530號「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分離之強調，簡單來說就是司法行政干預審判系統。

以上種種，不照著制度走、不重視人權保障之精神、無刑事訴訟法乃係憲法保留之觀念，而僅僅強調「依法審判」或者是「司法正義」，這都只是工具式之假性執法，而無意識到憲法係一部「人權保障書」。當然我還是認為有罪該辦就要辦，但是制度必需正常走，程序正義仍須被貫徹，若只因「個別政黨」、「個別人物」或者是「特殊個案」而有不同「差別的審理對待」，那麼司法這樣被稱為「保護少數者」之國家權力，反而變成主政者用來打擊異己或清算鬥爭之血滴子，那麼「司法」也必然無法讓人民有公正公平及維護正義的期待。

阿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