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針對執行不力的背後因素加以探討，
問題就提昇到另一個層次。
從傅柯的概念來說，
權力不是被贈與、交換和補償的，
而是被運用的，它只在行動中存在。
如果將這個事件視為一個權力作用的行動，
這個問題便成為檢測國民黨動員能力
與組織型態的個案。
保守點，
我們藉此了解五○年代國民黨貫澈意志的效度，
積極點，
我們若著重將動員組織的能力與大陸時期相互比較，
甚至還可以勾勒出國民黨統治的性質與障礙所在，
這個小事件演變至今，
能放入上述偉大脈絡是它的幸運。

但是，不幸也跟著到來，
即是這個在報紙上
只出現一兩個月的「文化清潔運動」，
有什麼重要性足以作為研究上述問題的個案？
劃分重要性的標準又是什麼？
選取標準的標準又是什麼？
為了回答這些疑問，
勢必得對所以類似的個案加以全面考察，
但是，濫用「脈絡」的弊病由此而生，
情況通常是，
研究者在無意間獲得此個案後，決定以此為題，
憑空衍生意義，或想盡辦法攀附原有的研究領域，
或以自由詮釋之名遮掩隨意擇取脈絡的事實，
以至三流變一流，
每個人筆下的個案都是是時代的主流。
將研究者代換為知名政論家、文化評論者、
文化人或各大報章雜誌主筆一樣有效，
這種方法是偷渡特定意識型態
或鼓動好惡的極佳技巧。

這麼一來，
挖掘深度意涵的原意扭曲為脈絡的隨意安置，
問題就出在於對整體時代環境的缺乏認識，
換句話說，
我們只看到了文清運動與挑逗廣告並列的矛盾，
卻忘了問它們各自為什麼出現在那個時候？
它們各自的發展型能與社會比重為何？
總之，上述方法的漏洞，在於沒有時代感，
時間、社會背景的因素被抽離，
文清與電影廣告抽象為符號，
要作的只是尋找同樣的符號，
再將之加以連貫成脈。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必需分別踏入五○年代臺灣的文清運動
與電影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