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確實難唸，但是開啟了宏大的視野，仍然值得一讀。此書已有眾多的書評，本文尚無力顧及，僅針對能消化的部份稍加簡介，因此保留課堂報告的形式呈現。

一、簡介

彭慕蘭為加州大學Irvine分校歷史系的教授，專長在於長時段的經濟史。1988年在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900-1937)集中討論二十世紀初期的區域經濟變化，後來將時間範圍擴大為1853-1937年，加入了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變化。1999年與Steven Topik合撰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the present，進一步將視野放大到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世界性聯繫。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則延續自身對於長時段與大區域間的關切，二則與同事王國斌共同對於「東—西」或「中—歐美」的異同互相對話，使Irvine分校成為比較經濟史的重鎮。
正因為研究主題與理路相近，而且《大分流》又晚於《轉變的中國》出版，因此本書中有許多部份皆可看見與王國斌的論證，將兩書合起來互相驗證也許是閱讀的一個策略。不過王國斌關切的領域涵蓋經濟、國家形成與社會抗爭，時段也上溯至1100年，彭慕蘭則較集中於1750年後的世界經濟狀況；王國斌直接比較歐洲與中國兩個體系，彭慕蘭將視野放大到印度、日本、美洲等其他地區，因此進行比較閱讀時必需注意兩人基本命題的巨大差異。此外，《大分流》由於涵蓋的研究區域相當廣大，尤其是眾多統計數字的「估算」與「假設」，將直接關係到推論的結果，但當閱讀者非專門研究者，對許多地區的歷史與資料皆相當陌生，在未達到與作者同樣的素養時，很容易就被作者帶著走；同時，學有專精的研究者若以單一地區的經驗反駁或評價，一方面容易激起眾多討論，另一方面亦容易形成「見樹不見林」的窘境，或許這也是本書造成許多討論與爭議的原因之一。

二、本書架構

本書基本論點在於1800年之前，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其經濟發展並未特別地「突出」，而是與其他地方有高度的相似性，甚至情況更糟；1800年之後歐洲之所以走向不同的道路，肇因於天然資料的分佈與利用(煤與相關產業)、海外殖民地的獲得與高壓統治(提供原料與市場)，兩者配合其他制度、發明及生態利用上「落後的好處」 ，使得歐洲的生態壓力不僅獲得緩解，而且迅速地累積資本，擴大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差距。
作者認為過去以歐洲為中心、將歐洲的發展視為世界發展標準模式的看法，隱含了排他性的三樣假設：1.工業化前西歐已走向不同的道路。2.忽視了政策與習俗，而只把往市場驅動的增長趨勢當成整體歷史。3.將工業革命視為歐洲現象，而非英國(英格蘭)現象。而最後這項假設將導致研究者忽略了歐洲內部的歧異，使得歐洲成為獨特的整體，只要將世界其他地區排除，即可從歐洲內部找到使英國獨特的原因。
正因從上述的基本論點與問題出發，為了避免重蹈單一中心的比較方式，彭慕蘭採取「互相偏離」的概念，而不總以其中一方為標準，換言之，不是像往昔提問「中國為何沒有走向歐洲的道路」，而是問「歐洲為何沒有走向中國的道路」。作者更以Charles Tilly「環境比較」的方式，並非將「東—西」視為兩個獨立的事物，而是「考慮一個較大的整體的兩個組成部分，觀察這一個體系中每個部分的地位和機能怎樣影響它們的性質」。重點在於追尋推動不同部分前進的背後力量。而在比較範圍上，英格蘭與中國江南、日本關東、畿內是比較適當的互相比較單位。

三、重要內容

正因前述的觀念，作者對於(1)人口、生態與資本累積(2)市場、公司與制度兩組歐洲中心(優勢)的論點，將一一予以駁斥。因此，在第一部份〈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中，作者力圖證明在1800年之前，不論從(1)農業運輸和牲畜資本(2)平均壽命與生活水準(3)出生率(4)資本積累(5)技術，這些方面歐洲並沒有佔優勢。而在(1)土地市場與土地利用限制(2)勞動體系(3)遷移、市場與制度(4)農產品市場(5)農村工業和副業活動上，歐洲同樣地在1800年之前，並沒有特別地自由流動、活躍與有效率。總地來說，中國與日本甚至比較符合「新古典主義」的標準 。在此部份，作者特別將歐洲的「勤勞革命」與中國的「內卷化」作一比較。Devries的「勤勞革命」是指歐洲在1500-1800年間生產量大幅上升，而這不僅是「勞動力」的增加，同時也是對「市場」所供應的商品需求上升；而黃宗智所描述的「內卷化」中國，則僅是家內勞動力單純的上升。
但是彭慕蘭認為(1)兩者實際上差別不大，因為歐洲與中國皆歷經「最低生活水準」、「休閒」、「宗教活動」概念的轉變，換言之，兩者同樣對市場商品更加地需求。(2)江南地區婦女家內勞動的產值並不比男性少(紡織)，因此內卷化那種用極大化集約勞動從土地獲取報酬的模式，並不必然存在於中國 。作者由此說明1800年之前歐洲和其他地區高度的相似性。
在第二部份，作者進一步從看似相同的現象推敲出其不同的內涵。作者不認同經濟會必然地、自然地「發展」，而是有許多「看得見的手」所促成，因此本章著力於消費、企業制度與國家作為的比較。就消費而言，歐洲自1400年後不論是上、下階層對奢侈品需求產生增長，這雖然反映了歐洲商品化經濟的開展，以及社會階級自我標識與娛樂方式的改變，卻不代表有一個「不可逆」的消費社會的出現(因為曾出現過五十年的中斷)。重要的是，不論是消費能力以及延伸而出的奢侈品文化(如糖)，中國與歐洲未有太大的差異。但是，重點在於兩者奢侈品來源的方式不同。中國所需求的奢侈品產區(糖、茶、煙草、棉花)在人口壓力下，逐漸與糧食作物產生競作的情況，面臨生態上的危機；歐洲則找到了廣大的奢侈品種植地——殖民地。
其次，在鴉片大量輸入中國前，歐洲輸出到中國最大宗的商品是白銀，而歐洲則換取大量的中國商品。歐洲在白銀上的優勢不一定造成奢侈品的優勢，卻使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資本累積有較大的優勢。
第三，歐洲的企業制度、股份公司、政府借債與代議政府等，並不較有利於資本主義，與中、日、東南亞等商業競爭時，若非使用武力均未佔到便宜，唯一成功之處，在於以高壓方式施行殖民地統治，換言之，近代資本主義乃武力、特權、殖民地所構成。現代公司的特色(龐大固定資本 迳 利潤再投入而非解散 迳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 迳 股票市場以利集資)，乃由殖民地公司而來。而中國因(1)政府不鼓勵(2)大部份奢侈品國內均有生產(3)商品流通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並無稅收，所以並沒有出現(西方式的)殖民地。鄭成功集團在臺灣成功的例子是唯一例外，但其失敗的原因卻值得更深入的思考。
第三部份主要探討歐洲如何突破生態制約：食品、纖維、燃料、建材越來越無法供應膨脹的需求。嚴重的森林採伐導致氣候、土壤流失的危機，在歐亞大陸兩端同樣存在瓶頸。中國採取了密集使用農村勞力以增加生產的方式，作者認為一但走了這條路就難以放棄(丹麥也是)。其次，中國商業城市發展的阻礙，即是其原料產區出現了進口替代的趨勢。由於地方運輸成本的高昂、政府對男耕女織的推廣以及倉儲制對非糧食生產的保障，使得1750年後出現眾多自給自足的單位。但東歐由於制度的僵化，未能出現進口替代的過程，此一生態上的落後反而促成了「工業西歐、農業東歐」的流通市場，而人口增長的生態壓力則由海外殖民地解決。
另外，煤與英格蘭工業區的靠近，以及相關工業的發展，促成了日後的機器革命，並使歐洲的燃料問題獲得緩解。
最後，本書對於1800年前後歐亞大陸兩端大分流分析，適用於機器生產、工業高度發達之前，意謂十九世紀末之後有另一波的劇變(諸如機械與化學肥料)。在此之前，若非市場以外的力量和歐洲以外的聯繫，歐洲將無法走上工業化的道路；若非僅觀察工業化前夕歐亞的差別，而不了解之前的聯繫對此差別的意義，將無法解決本書一開始的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