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3-06 18:15:54果子
是和諧的調子還是各行其是的亂彈？
老實說，Cohen的《歷史三調》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看，甚至有些失望。
作為一位深切反省美國漢學研究趨勢與盲點的學者，Cohen曾經對於「西方中心」的觀點予以強烈的駁斥，而提出回到中國內部以掌握歷史脈動的視角，引起諸多的討論。然而，學術批判的成功也促使Cohen和讀者面臨一個重大的問題：到底該怎麼寫歷史？
六○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不斷衝擊各個學科的基礎與正當性，歷史學也從十九世紀所標榜的「客觀呈現」，翻轉成為「主觀建構」，在去理性中心的思考下，歷史學其實和文學一樣，是寫作者生命情境與文化脈絡下所架構而出的文本，「歷史」其實根本不存在。Cohen對於「西方中心」的批判實質上也是產生於這個思潮下，然而別於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的分析論理，Cohen親身實踐歷史書寫的歷程，以此回應後現代對歷史學的挑戰，因此，與其說《歷史三調》是在描繪清末義和團事件的各個面向，不如說這是本試圖探討歷史寫作的哲學思考歷程。Cohen借用音樂中「調子」的概念(key)，呈現歷史的三種不同層面：親歷者的經驗、歷史學家的書寫，以及為了各種目的(特別是治)所創造的神話。親歷者的心聲往往最深切，卻也最無法被人所知；史家往往以事後之得以掌握較廣的視野，卻也可能完全悖離當事者的想法，更可能已成為神話而不自知；神話刻意揀選有利的歷史以塑造當下的正當性，但卻可能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最大。Cohen展現專業史家與哲學思辯的能力，實際操作這三個層次，在第一部份建構了1900年前後的場景，在第二部份探究當事者所遭遇的天災、飢餓、謠言、戰亂與死亡的內心感覺，而在第三部份則檢討了清末至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於義和團歷史的評價轉變。Cohen精準地掌握義和團這個融和中西衝突、傳統與現代之爭，結構完整、足以由小見大的案例，並富含歷史哲學的深度，的確眼光不俗。
然而Cohen可惜之處便在於沒有進一步將此三層次的歷史進一步發揮。就內部解釋而言，當Cohen從天災、死亡等因子建構出一個高度恐慌、而需要找個「代罪羔羊」的社會時，其實很像是孔飛力(Philip Kuhn)《叫魂》裡十八世紀的中國江南社會，或是1930年代深受經濟蕭條之苦的德國，這種因高度恐慌而懼怕甚至加害外來者(outsider)的解釋模式，其實已是有些陳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從整體架構而言，歷史的三個層次並未被統整起來，反而各行其是地分別推演。當Cohen說到參與歷史事件的人一待事件過後，隨即又退回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時，這是多麼深切地掌握個人「生命時間」與歷史事件的交錯關係，然而他卻未進一步討論到，對死亡、天災極度恐懼的個人感受，究竟與大架構的歷史走向有何關係？換句話說，一個在義和團事件中飽受驚嚇的華北社會，對於民族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主調究竟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而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所創造的各種義和團「神話」，一般人民究竟如何看待？如何記憶？
尤有甚者，對於歷史寫作的根本性質疑：主觀建構與客觀呈現的問題，Cohen的回答更顯疲弱。當他考察完義和團神話的種種，好整以暇地得出中國的歷史學家為何難以擺脫神話色彩的原因：在於這些人仍然沉浸於自身的文化情境。因此在結論中他認為，別於親歷者與神話製造者，史家的優勢在於局外人(outsideness)的位置，例如「美國史家撰寫中國歷史、男性史家重構女性經歷、白人史家研究黑人歷史」，然而這不僅恰恰落入最糟糕的本質論暗示，同時還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問題：究竟如何成為一位局外人？當每個人都有意識型態，都有自身文化領域的關切點時，史家如何擺脫主觀意識？這個後現代主義最基本卻也最富殺傷力的提問，Cohen不但沒有解答，反而創設一個以性別、族群等本質性身份才能進入的「局外人」乾淨空間，Cohen不僅答得粗糙，而且退卻。
或許是同樣身為歷史學習者，對於Cohen的嘗試特別寄予厚望。大師著作的價值，往往不在於給予什麼答案，而在於新穎的提問與縝密的探究過程，特別是後者，後進者往往得以循其腳步學得實際操作的技巧。Cohen為了探索歷史寫作的可能性，費力地疏理出三種不同調子的歷史，卻在最後一刻放鬆了論證的緊密性，而將序言所提出的問題原封不動地又擺到了結論，實在可惜。
參考資料：
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作為一位深切反省美國漢學研究趨勢與盲點的學者，Cohen曾經對於「西方中心」的觀點予以強烈的駁斥，而提出回到中國內部以掌握歷史脈動的視角，引起諸多的討論。然而，學術批判的成功也促使Cohen和讀者面臨一個重大的問題：到底該怎麼寫歷史？
六○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不斷衝擊各個學科的基礎與正當性，歷史學也從十九世紀所標榜的「客觀呈現」，翻轉成為「主觀建構」，在去理性中心的思考下，歷史學其實和文學一樣，是寫作者生命情境與文化脈絡下所架構而出的文本，「歷史」其實根本不存在。Cohen對於「西方中心」的批判實質上也是產生於這個思潮下，然而別於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的分析論理，Cohen親身實踐歷史書寫的歷程，以此回應後現代對歷史學的挑戰，因此，與其說《歷史三調》是在描繪清末義和團事件的各個面向，不如說這是本試圖探討歷史寫作的哲學思考歷程。Cohen借用音樂中「調子」的概念(key)，呈現歷史的三種不同層面：親歷者的經驗、歷史學家的書寫，以及為了各種目的(特別是治)所創造的神話。親歷者的心聲往往最深切，卻也最無法被人所知；史家往往以事後之得以掌握較廣的視野，卻也可能完全悖離當事者的想法，更可能已成為神話而不自知；神話刻意揀選有利的歷史以塑造當下的正當性，但卻可能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最大。Cohen展現專業史家與哲學思辯的能力，實際操作這三個層次，在第一部份建構了1900年前後的場景，在第二部份探究當事者所遭遇的天災、飢餓、謠言、戰亂與死亡的內心感覺，而在第三部份則檢討了清末至中國文化大革命對於義和團歷史的評價轉變。Cohen精準地掌握義和團這個融和中西衝突、傳統與現代之爭，結構完整、足以由小見大的案例，並富含歷史哲學的深度，的確眼光不俗。
然而Cohen可惜之處便在於沒有進一步將此三層次的歷史進一步發揮。就內部解釋而言，當Cohen從天災、死亡等因子建構出一個高度恐慌、而需要找個「代罪羔羊」的社會時，其實很像是孔飛力(Philip Kuhn)《叫魂》裡十八世紀的中國江南社會，或是1930年代深受經濟蕭條之苦的德國，這種因高度恐慌而懼怕甚至加害外來者(outsider)的解釋模式，其實已是有些陳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從整體架構而言，歷史的三個層次並未被統整起來，反而各行其是地分別推演。當Cohen說到參與歷史事件的人一待事件過後，隨即又退回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時，這是多麼深切地掌握個人「生命時間」與歷史事件的交錯關係，然而他卻未進一步討論到，對死亡、天災極度恐懼的個人感受，究竟與大架構的歷史走向有何關係？換句話說，一個在義和團事件中飽受驚嚇的華北社會，對於民族主義、現代化的「歷史」主調究竟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而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所創造的各種義和團「神話」，一般人民究竟如何看待？如何記憶？
尤有甚者，對於歷史寫作的根本性質疑：主觀建構與客觀呈現的問題，Cohen的回答更顯疲弱。當他考察完義和團神話的種種，好整以暇地得出中國的歷史學家為何難以擺脫神話色彩的原因：在於這些人仍然沉浸於自身的文化情境。因此在結論中他認為，別於親歷者與神話製造者，史家的優勢在於局外人(outsideness)的位置，例如「美國史家撰寫中國歷史、男性史家重構女性經歷、白人史家研究黑人歷史」，然而這不僅恰恰落入最糟糕的本質論暗示，同時還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問題：究竟如何成為一位局外人？當每個人都有意識型態，都有自身文化領域的關切點時，史家如何擺脫主觀意識？這個後現代主義最基本卻也最富殺傷力的提問，Cohen不但沒有解答，反而創設一個以性別、族群等本質性身份才能進入的「局外人」乾淨空間，Cohen不僅答得粗糙，而且退卻。
或許是同樣身為歷史學習者，對於Cohen的嘗試特別寄予厚望。大師著作的價值，往往不在於給予什麼答案，而在於新穎的提問與縝密的探究過程，特別是後者，後進者往往得以循其腳步學得實際操作的技巧。Cohen為了探索歷史寫作的可能性，費力地疏理出三種不同調子的歷史，卻在最後一刻放鬆了論證的緊密性，而將序言所提出的問題原封不動地又擺到了結論，實在可惜。
參考資料：
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Paul A.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