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第一個偵探小說人物配置的完美典型，福爾摩斯與華生的完整分工絕對當之無愧，福爾摩斯擁有易於常人的偵探頭腦，華生則有整理所有線索的本領，兩者相輔相成。


Ngaio Marsh《犯罪藝術家》將福爾摩斯與華生的角色轉化成警探與記者，反而擦出另一種火花。警探該是守口如瓶，避免記者的探查，而記者的報導要忠於事實，對於警探提供的線索要再三查證。可是，在這部小說中，全部亂了套。


在辦案初期，身為警探的艾霖探長破天荒的邀請記者耐吉從頭開始參與謀殺案的偵察，辦案過程中，耐吉配合艾霖警探在報紙上發佈假消息，試圖引誘可能的嫌犯現身，在這部小說中，警探跟記者全部違背自身職責，不過謀殺案最後仍然偵破了。


其實最令我訝異的，恐怕是艾霖警探口中對於記者的輕蔑，「你是警場的工具，我的老弟，別忘了這一點。」在小說的情節上，也出現「艾霖檢查了這則新聞稿，耐吉在每個塗改的地方都列了一大堆要作的改變」等違反記者獨立的寫稿模式，在Ngaio Marsh的筆下，記者或報社應該是為社會服務的機器，所以為了偵破案情，配合警場釋放假消息是義務，記者只是警場的打字機而已。


我對這種意識隱隱感到不安，看起來是一個警民合作的社會，換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專制政權不也是這種運作方式？當警察的權力放到無限大的時候，這種社會的報社與記者只是執政者的機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