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從羅倫巴特(Roland Barthes)說起。

羅倫巴特是法國上一世紀最流行的文化評論人和語言學家，著名作品有戀人恕語 (On Lover’s Discourse)、文本的娛悅(Pleasure of Text)及神話學(Mythologies)等等。 不過，我看過的就只有Camera Lucida 和Element of Signs。

這位以分析影像、符號、文字深層意義和聯想的作者在Element of Signs一書中表現出他對日本的迷戀。日本在Ridley Scott的Blade Runner;中是一個屬於霓虹和未來的國度，羅倫巴特懷味的是過去，不過跟Ridley Scott一樣，啖著的只有一味虛空。其中羅倫巴特一個有名的論據是日本的所有政治、歷史和文化的中心點就是位於東京的皇宮，城門內是一個與世隔絕的領域，經歷過那麼多年的歷史，內裡依舊是一固模樣，東京的皇宮晃如時間和地理上的真空。這位語言和符號學家在日本解構那些Element of Signs最後得來一味虛空，我想是那種似有還無的感覺讓羅倫巴特迷戀上日本。

羅倫巴特從這一角度分析俳句(Haiku)，也使我對俳句產生了興趣，因為他將自己也看得不明所以的俳句寫得有趣起來。

“Western arts transform the impression into description. Haiku never describes, it is counter-descriptive, to the degree that each state of thing is converted into a fragile essence of appearance”. (Roland Barthes)

俳句又如何counter-descriptive呢? 俳句是以3句短句形成的詩歌，以5-7-5的音母數目為基本格式，例子有松尾芭蕉的作品如下︰

“First winter rain –
I plod on,
Traveller, my name.” (例子1)

“Come, see real
flowers
of this painful world.” (例子2)

我不知道這些例子算不算羅倫巴特心目中的counter-descriptive，明顯的是以3句短句而言，俳句也肯定是descriptive-not-enough。在我所看的松尾芭蕉作品選集的英譯本中，不少俳句的敘述也是有轉折的，如例子1的由景物至自己或例子2的Real Flowers至Painful World。Descriptive-not-enough的俳句，就只有掌握那轉折一刻的本事。

俳句以3句及轉折作為最基本的模式，跟現代的一種視覺技術的技巧有著異曲同功之妙，那就是電影的剪接。剪接的基本模式是以2個分開的鏡頭讓觀眾聯想兩者之關係，如電影中對話的畫面以兩人的特寫表鏡頭表現出二人正在對話等等；俳句也是一樣，例子二中，同樣的技巧用之於把Real Flowers及Painful World連成一起，讓讀者了解言在意外，或許Roland Barthes不知什麼是意在言外，故認為俳句是counter-descriptive。

我由於不懂日文，故我看的是英文版本松尾芭蕉的俳句。由於短少，用詞又簡單，讀起來十分容易，故俳句原來在外國文藝界也有一定流行程度。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外國有人會以中國的詩歌格式唐詩、宋詞、元曲等格式寫詩句，但以俳句作為格式的人卻為數不少，如美國的W.H. Auden，南美的Jorge Luis Borges及Octavio Paz等等當代文學大師，可見俳句這傳統的文學智慧確實打破了語言和時間的障礙，時至今天日本還有俳句甲子園的全國性大賽，NHK也依然有俳句的電視節目。

當中最特別的當代例子是野口米次郎。野口米次郎這名字應該感到陌生，你可能聽過公共雕塑大師野口勇，正是野口米次郎的兒子，他的Araki紙燈現在依然是貴價貨。而野口勇的太太是山口淑子，她有一個你一定知道的中文名字 – 李香蘭。野口米次郎可算是把俳句帶進世界的先驅，因為他是以英語寫作並在美國及英國出版，因而也認識到Erza Pound 、William Butler Yeats等詩人。野口米次郎的成功，一方面是靠當時的政治形勢、加上本身的才華和家底等等，另一方面也因為俳句的淺白，加上意在言外(或counter-descriptive)的特質，使到俳句用上了不同語言也能表現其似有還無的詩意。

What haiku is, say,
Matsuo Basho,the name
beyond my underst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