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7月14日，即唐山大地震前兩個星期，國家地震局在唐山召開京津唐張渤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當地教師田金武在近百名中國地震專家和官員面前，以大量觀測數據鄭重警告﹕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不過，同樣沒人當回事。唐山不少地震監測站、台、點也發現各種異常情況，提示「大震就要來臨」的高危預報，但均被忽視。

當時的國家地震局京津震情分析組長汪成民也曾要求在有關大會上作震情預測發言，最後只獲准以私人名義開座談會，提出自己的判斷。就在這次座談會上，唐山市下轄青龍縣一名官員聽後高度重視，回去匯報後，該縣開始大規模臨震動員，疏散民眾。7月28日，當大地震發生時，該縣直接死於地震的只有1人，成為唐山大地震中唯一的特例。

直到大地震來前兩天，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一名副主任還表示，北京和天津不能亂，「北京是首都，說話要慎重」。1976年6至7月正是「批鄧反右」政治運動高潮，地震話題敏感，人們多採取迴避態度。毗鄰京津的唐山市，當時作為中國最主要重工業城市之一，如果發錯地震預報，工人不肯上班，煤礦無人下井，責任人將會被打成「階段敵人」，死無葬身之地。

汪成民表示，唐山地震前，「無震派」的觀點主導了中國地震局決策權，對不同意見者不支持、不理睬，甚至專橫壓制，成為唐山大地震預報的阻力。

張慶洲在為著書採訪期間，得悉很多當年的地震專家對唐山大地震都有難以解開的心結。當年的唐山市地震辦公室主任楊友宸總是說他對不起死去的24萬唐山人，「我們本來抓住唐山大地震了的，那24萬人都是被冤死的啊﹗」面對張慶洲採訪時，楊友宸痛哭失聲﹔30年來楊鬱鬱寡歡，直至2002年去世。時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監測中心台業務組長的劉占武長期活在歉疚中，每說起大地震都表示「我有負罪感」。當時的國家地震局長劉英勇到了晚年，每晚仍要服用3片安眠藥才能入睡。

所以，張慶洲特地在《唐山警世錄》卷首加了一段文字，嘗試給這些人一絲安慰。他寫道﹕「我謹代表唐山大地震中超過24萬的死者，對昔年的唐山地震監測網的人說，你們曾經預測出唐山大地震，你們告急了，也盡力了，你們是家鄉父老鄉親的驕傲。」

地震後半年，1977年1月，中國地震局在全國地震會議上進一步分析漏報唐山地震的原因。在一份只供少數領導幹部掌握的簡報裏，中國地震局承認3個錯誤﹕1.對異常情況和地震的關係認識不清楚，對震情判斷有錯﹔2.對臨震異常的標誌認識不清﹔3.對京津唐渤張地區發震地質構造標誌認識不清。不過，至今外界仍對這個結論毫無所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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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當權力鬥爭大於一切的時候，人命的價值就是不高，三十年前是，三十年後呢？

資料來源：明報駐京記者陳永階、張慶洲《唐山警世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