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22 00:44:26小彥
陳樂民、周弘《歐洲文明的進程》
書名：歐洲文明的進程
作者：陳樂民、周弘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
售價：人民幣22.80元
以我極為有限的閱讀資料而言，我覺得《歐洲文明的進程》是目前兩岸三地的中文世界裡，除了譯介自西文而來的著作之外，一本算寫得還算不錯的西方文化史或文明發展史的論著。它不同於一般坊間所見文明史或通史的資料整理與堆砌，或歷史事件的單調鋪陳介紹，而是嘗試去說明或追溯導致某些歷史事件的可能原因。更令我覺得值得玩味的是，雖然這本書的作者以中國大陸馬克思辯證唯物史觀的傳統為寫作時的基本立場，但他們似乎又在撰述的過程中試著超克反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正因為如此，整本書提點了許多可供吾人進一步思考或認識西方世界的線索。
舉例言之，西方宗教發展中的「贖罪券」，乃至於教會是整個世俗社會的指導與典範，教會負有領導、改革社會的使命……等在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思想，其學說教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源頭便是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神學思想，特別是他關於「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的論述。又比如在處理一般被視為是黑暗退步的中世紀歐洲時，作者會著重挖掘中世紀裡所隱含的近現代歐洲之所以可能的要素，比如「民族國家」或「資本主義」思想。又如作者在討論整個歐洲文化的發展時，討論了孟德斯鳩、馬基雅弗利、霍布斯、黑格爾的政治文化論述；在討論「歐洲統合」的問題時，又回溯了聖‧皮埃爾、盧梭、康德等人觀於「永久和平」的觀點，並對各家的相關著作有一簡要的整理與介紹，對於尚無法直接取得原典的讀者來說，可說提供了一條追尋歐洲統合思想之發展脈絡的捷徑。其他諸如書中所謂「『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邏輯延伸」乃至於是不可缺少、不可避免的「續篇」，重商主義的來龍去脈及其在各國的發展情勢……等西方文明發展中的重要歷史事件，作者都嘗試加以說明。
必得一提的是，以上的討論又是以作者在寫作本書時的基調：「認同中有多樣」（diversity in identity）和「多樣中有認同」（identity in diversity），為核心開展而成的，其中，「多樣」指的是民族主義在歐洲各國乃至於不同時代的發展，「認同」指的是「歐洲主義」，包括歐洲的一體化問題，或歷來歐洲的統合問題。而總的來說，歐洲文明的進程，特別是近現代的發展，可以說是「民族主義」與「歐洲主義」交織辯證的結果，因而也可以說，近代歐洲的政治文化特徵乃是「歐洲觀念」與「民族國家」兩大觀念，而這些觀念又早在中世紀時便已萌芽。最後，作者論列了歐洲文明與中國、世界的關係，單就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比較部分，或中西哲學或傳統的對比方面，作者以為中國重「情」，西方重「理」，中國重「天地良心」，西方則是「理性主義」，其討論並未超出當前的一些基本理解，卻也略為檢討了李約瑟關於華人傳統即有「科學」與「民主」的論點。
平心而論，這本書固然在有意無意之間提點了諸多值得吾人進一步思索或認識西方文明的線索，但整體而言，它的前半部理論性的探討較多較深入，結構較嚴謹，「密度」較高，後半部則較多個人親身經歷或談話式的論述，結構較為鬆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味道也較重。作者之一的陳樂民先生於自序中言，這是他多年來就想作的一本書，「一本不是翻譯外國人寫的、而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歐洲」，基本上，就此而論，它的成就已超越坊間諸多只是堆砌、整理史料而成的歷史論著了。必須說明的是，我本非歷史研究者，寫就此篇純為分享與練習，拙文若有謬誤之處，還請方家不吝斧正。
00: 25
10/22/2004
※以下附上相關文獻〈權威解讀《歐洲文明的進程》〉
陳樂民先生年過七十，兼之身體不好，一直在做“血液透析”，後學如我本是不該輕易攪擾的。然則不久前先生的作品研討會上，先生一番話卻是幾欲叫人心驚：“有人說我是‘上一代人的最後的人，內中意思我也不是很明白。”“或者，作爲老一代和下一代的過渡人物，我會被人遺忘。但有些思考、有些想法，我是不吐不快，要留給後人的。”
深愛著詩詞歌賦，至今寫稿仍用著蠅頭小楷，卻長期從事外事工作，更力推啓蒙、首倡“歐洲學”觀念，文化與文化、情感與理智的細火熬煎，惟先生本人，才深知這其中滋味。“我想我是應該生活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先生之語，縈繞不去。
本著自己的良知和作爲學者的責任，先生和衆多如先生般的學者奔波在追尋“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道路上，而光陰彈指老。早在以色列的先知時代，阿莫斯就這樣大聲疾呼：但願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義如江濤滾滾。
記者：首先，祝賀您的著述《歐洲文明的進程》（三聯書店修訂本）出版發行。誠如您所言，“中國文明”除了在第十三章稍有登場，在其他各章中都是“幕後的看客”，讀者又怎能體會您“看的是歐洲，想的是中國”的用意呢？
陳：我到過歐洲的許多地方，又對歐洲的文化、文明有著濃厚的興趣，工作、治學都與歐洲有關，幾十年下來，從經驗到理性，我試圖尋找它從古代到今天的軌迹。但有一點必須提及，我幼年起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對照西歐的情況時，自然而然地，是對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前途産生須臾不能擺脫的情結。在研究歐洲時，我內心時時想到的是中國。焦聚我晚年研究的命題就是：“歐洲何以爲歐洲？中國何以爲中國？”爲什麽歐洲的文化傳統通向了現代化，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卻沒有和不能？中國人這麽勤勞勇敢，爲什麽自近代史以來就一直是一個“追趕”的姿勢？我不滿足于“追蹤現實”的東西研究，我想把西方的歷史進程和中國的作一個比照，但不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機械比照，而是看整個歷史發展的軌迹。我研究歐洲，最終關心的即在於此。
記者：您在這部作品的研討會上說過，如果有人說您是“啓蒙主義者”，您不反對。那麽，爲什麽您始終認爲，即使是對當下中國，“啓蒙”也是最重要的？
陳：我是認爲中國需要“啓蒙”的。中國從“五四”以來，或者更遠，從嚴複以來，一直走在尋求“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道路上。的確，中國要走向現代文明社會，沒有這兩位先生是不行的。但我們進入民主、科學的真正含義的道路非常曲折、漫長。西方自中世紀以降，近代、現代到全球化，一個階段推動一個階段，自然而然。中國的古代史太長了，沒有自己的近代史。中國的近代史是在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中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一些東西而産生的，不是從自己的傳統文明而來的。所以，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在進入近代以後，在接觸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一直坎坷、曲折，就是因爲這個文明不是我們原創的，而是嫁接的；兩種文化是異質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嫁接的過程當中。爲什麽W TO的談判如此艱難？就是因爲我們還沒有完全進入現代化的軌道。但如果不進入，中國就要被全球化的大潮所淘汰，要加入別人制定的遊戲規則無疑是艱難的。無論在物質上、工業上，還是人文思想上、啓蒙思想上，這種嫁接是必要的，而且還要經過長期的消化、磨合。現在，有些人覺得我們已經很不錯了，西方進入“後現代”，我們也可以進入“後現代”了，用不著“啓蒙”了。如果說我們的社會應該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到民主的現代文明社會轉化，我們連現代化還沒到，屬於前現代化，啓蒙更是需要，否則會耽誤循序漸進的進程。
記者：聽說您至今寫稿還是用蠅頭小楷，拒絕電腦。作爲一位傳統文化的愛好者，卻要力推“啓蒙”，您的心情應該很複雜罷。
陳：其中的矛盾應該是感情與理智的衝突。作爲個人，我從小在傳統文化熏陶下長大，中學進入教會學校，開始接觸西方的東西。那時候無憂無慮，覺得什麽都是美的，遠遠想不到還會有文化和文化間的衝突。從感情上來說，我喜歡傳統文化，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那都是很美的。但它不能解決國家、民族和社會的問題。歐洲文明是理勝於情，有一種刻意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開創”性格，它的哲學，就是徹底的“格物窮理”。希臘文化孕含有科學和民主的種子，在今天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傳統是“情”重於“理”，講究人倫綱常，講究人際關係。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化基本上沒有用處，但中國如果不走現代化的路是不行的，矛盾就在這裏。
記者：文明的衝突來自文明的差異，而文明的差異來自各種文明不同的思想底格。如嚴復。一個率先號召學習西方思想的大師，在經過人生的徹悟和對西方文明的體驗後，竟又成爲傳統思想的堅定的維護者。東西方的文化有沒有交融的可能呢？
陳：一個人，一群人，當他所鍾情的文化日漸式微，感覺到悲哀從而保留自己人文方面的特質，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一代人有那一代人的局限性，他的認識局限了他。其實，如果真正對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理解深透，兩種文化在某些層面上是可以對話的，但這要在很深的層次上。錢鍾書曾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凡學問都是可以一通百通的。能在內心深處悟解一種文化之要諦者，對另一種異質文化的要諦也能在內心深處加以悟解，甚至臻於通解，在徹悟中融會貫通。我是談不上學貫中西的，但都有愛好。我很喜歡康德，在讀康德時腦子裏有時就會閃出宋明理學。但只是感覺，形不成東西。但我想，文化還是有“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別。“大文化”是關係到社會發展、制度、體制的東西，相應的是普遍的現代公民意識，傳統文化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小文化”即關乎個人的愛好、性情，如詩詞歌賦、美術、藝術等。在解決“大文化”的前提下，“小文化”可以盡情發展，人們可以用欣賞、讚賞的態度接受它們，也可以拒斥它們。
記者：有人說您是“上一代的最後的人”。我覺得這句話聽起來，竟有一種蒼涼意味。其中滋味，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陳：我估摸著，可能是說像我這樣所受過的教育的人沒有多少了。我和一些60多歲的學者聊天，共同的感受也不多了。我常有這樣的感覺，在我以後，像斷了一條線似的，文化斷了，後來的學者要麽是蘇聯式教育出來的，要麽是西方式的。有傳統文化氣質，又鑽到西學裏的，不多了。說起來有些傷悲，在社科院工作這麽些年，感覺我的下一代，包括年青人，對中國的東西知道得太少，對傳統文化知道得太少。有時候覺得某人西學知識很豐富，但總缺點什麽。中國人研究西學，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卻是漠然的，又憑藉什麽爲基點去瞭解西學？不可能的，一個中國人的氣質畢竟是中國土壤裏長出來的，應該有一些文化內的靈魂層面的東西，不瞭解自己的東西，“西學”也學不透。
記者：或者，這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您身不由己，卻也在力倡“西學”。
陳：這就是我的矛盾。我時常覺得遺憾，我覺得，我應該生活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有張東蓀、周穀城、馮友蘭等等前輩學人。但還是應該抱著希望才對。有些精神層面的東西、靈魂的東西，總會涓涓細流傳承而下。我去年在北大給本科生講課，總是被青年人的回應所感動。青年人是能接受東西的，這就是年長者的責任。應該給他們。不給他們，他們怎麽吸收，怎麽懂得敬畏？這個時候不教他，等他長大了走了歪路，教育者難道沒有責任？更何況，這種責任是沒有辦法追究的。聽說現在有的大學教師當了教授就不給本科生開課，只顧自己做“課題”，這實在不是好現象。
當然我是管不了的。我只能維持自己的良知和作爲學者的責任感。至於這種良知和這種責任感究竟有沒有客觀效果，我無能爲力。我只能說，我盡力了。
※圖片& 資料來源：中華讀書網（http://www.ssreader.com/ news.asp?newsID=89）
※瀏覽日期：10222004
作者：陳樂民、周弘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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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極為有限的閱讀資料而言，我覺得《歐洲文明的進程》是目前兩岸三地的中文世界裡，除了譯介自西文而來的著作之外，一本算寫得還算不錯的西方文化史或文明發展史的論著。它不同於一般坊間所見文明史或通史的資料整理與堆砌，或歷史事件的單調鋪陳介紹，而是嘗試去說明或追溯導致某些歷史事件的可能原因。更令我覺得值得玩味的是，雖然這本書的作者以中國大陸馬克思辯證唯物史觀的傳統為寫作時的基本立場，但他們似乎又在撰述的過程中試著超克反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正因為如此，整本書提點了許多可供吾人進一步思考或認識西方世界的線索。
舉例言之，西方宗教發展中的「贖罪券」，乃至於教會是整個世俗社會的指導與典範，教會負有領導、改革社會的使命……等在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思想，其學說教義的一個很重要的源頭便是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神學思想，特別是他關於「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的論述。又比如在處理一般被視為是黑暗退步的中世紀歐洲時，作者會著重挖掘中世紀裡所隱含的近現代歐洲之所以可能的要素，比如「民族國家」或「資本主義」思想。又如作者在討論整個歐洲文化的發展時，討論了孟德斯鳩、馬基雅弗利、霍布斯、黑格爾的政治文化論述；在討論「歐洲統合」的問題時，又回溯了聖‧皮埃爾、盧梭、康德等人觀於「永久和平」的觀點，並對各家的相關著作有一簡要的整理與介紹，對於尚無法直接取得原典的讀者來說，可說提供了一條追尋歐洲統合思想之發展脈絡的捷徑。其他諸如書中所謂「『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邏輯延伸」乃至於是不可缺少、不可避免的「續篇」，重商主義的來龍去脈及其在各國的發展情勢……等西方文明發展中的重要歷史事件，作者都嘗試加以說明。
必得一提的是，以上的討論又是以作者在寫作本書時的基調：「認同中有多樣」（diversity in identity）和「多樣中有認同」（identity in diversity），為核心開展而成的，其中，「多樣」指的是民族主義在歐洲各國乃至於不同時代的發展，「認同」指的是「歐洲主義」，包括歐洲的一體化問題，或歷來歐洲的統合問題。而總的來說，歐洲文明的進程，特別是近現代的發展，可以說是「民族主義」與「歐洲主義」交織辯證的結果，因而也可以說，近代歐洲的政治文化特徵乃是「歐洲觀念」與「民族國家」兩大觀念，而這些觀念又早在中世紀時便已萌芽。最後，作者論列了歐洲文明與中國、世界的關係，單就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比較部分，或中西哲學或傳統的對比方面，作者以為中國重「情」，西方重「理」，中國重「天地良心」，西方則是「理性主義」，其討論並未超出當前的一些基本理解，卻也略為檢討了李約瑟關於華人傳統即有「科學」與「民主」的論點。
平心而論，這本書固然在有意無意之間提點了諸多值得吾人進一步思索或認識西方文明的線索，但整體而言，它的前半部理論性的探討較多較深入，結構較嚴謹，「密度」較高，後半部則較多個人親身經歷或談話式的論述，結構較為鬆散，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味道也較重。作者之一的陳樂民先生於自序中言，這是他多年來就想作的一本書，「一本不是翻譯外國人寫的、而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歐洲」，基本上，就此而論，它的成就已超越坊間諸多只是堆砌、整理史料而成的歷史論著了。必須說明的是，我本非歷史研究者，寫就此篇純為分享與練習，拙文若有謬誤之處，還請方家不吝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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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2004
※以下附上相關文獻〈權威解讀《歐洲文明的進程》〉
陳樂民先生年過七十，兼之身體不好，一直在做“血液透析”，後學如我本是不該輕易攪擾的。然則不久前先生的作品研討會上，先生一番話卻是幾欲叫人心驚：“有人說我是‘上一代人的最後的人，內中意思我也不是很明白。”“或者，作爲老一代和下一代的過渡人物，我會被人遺忘。但有些思考、有些想法，我是不吐不快，要留給後人的。”
深愛著詩詞歌賦，至今寫稿仍用著蠅頭小楷，卻長期從事外事工作，更力推啓蒙、首倡“歐洲學”觀念，文化與文化、情感與理智的細火熬煎，惟先生本人，才深知這其中滋味。“我想我是應該生活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先生之語，縈繞不去。
本著自己的良知和作爲學者的責任，先生和衆多如先生般的學者奔波在追尋“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道路上，而光陰彈指老。早在以色列的先知時代，阿莫斯就這樣大聲疾呼：但願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義如江濤滾滾。
記者：首先，祝賀您的著述《歐洲文明的進程》（三聯書店修訂本）出版發行。誠如您所言，“中國文明”除了在第十三章稍有登場，在其他各章中都是“幕後的看客”，讀者又怎能體會您“看的是歐洲，想的是中國”的用意呢？
陳：我到過歐洲的許多地方，又對歐洲的文化、文明有著濃厚的興趣，工作、治學都與歐洲有關，幾十年下來，從經驗到理性，我試圖尋找它從古代到今天的軌迹。但有一點必須提及，我幼年起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對照西歐的情況時，自然而然地，是對中國的歷史、發展和前途産生須臾不能擺脫的情結。在研究歐洲時，我內心時時想到的是中國。焦聚我晚年研究的命題就是：“歐洲何以爲歐洲？中國何以爲中國？”爲什麽歐洲的文化傳統通向了現代化，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卻沒有和不能？中國人這麽勤勞勇敢，爲什麽自近代史以來就一直是一個“追趕”的姿勢？我不滿足于“追蹤現實”的東西研究，我想把西方的歷史進程和中國的作一個比照，但不是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機械比照，而是看整個歷史發展的軌迹。我研究歐洲，最終關心的即在於此。
記者：您在這部作品的研討會上說過，如果有人說您是“啓蒙主義者”，您不反對。那麽，爲什麽您始終認爲，即使是對當下中國，“啓蒙”也是最重要的？
陳：我是認爲中國需要“啓蒙”的。中國從“五四”以來，或者更遠，從嚴複以來，一直走在尋求“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道路上。的確，中國要走向現代文明社會，沒有這兩位先生是不行的。但我們進入民主、科學的真正含義的道路非常曲折、漫長。西方自中世紀以降，近代、現代到全球化，一個階段推動一個階段，自然而然。中國的古代史太長了，沒有自己的近代史。中國的近代史是在與西方文明的衝突中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一些東西而産生的，不是從自己的傳統文明而來的。所以，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在進入近代以後，在接觸西方文明的過程中一直坎坷、曲折，就是因爲這個文明不是我們原創的，而是嫁接的；兩種文化是異質的。一直到現在，我們還在嫁接的過程當中。爲什麽W TO的談判如此艱難？就是因爲我們還沒有完全進入現代化的軌道。但如果不進入，中國就要被全球化的大潮所淘汰，要加入別人制定的遊戲規則無疑是艱難的。無論在物質上、工業上，還是人文思想上、啓蒙思想上，這種嫁接是必要的，而且還要經過長期的消化、磨合。現在，有些人覺得我們已經很不錯了，西方進入“後現代”，我們也可以進入“後現代”了，用不著“啓蒙”了。如果說我們的社會應該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資訊社會、到民主的現代文明社會轉化，我們連現代化還沒到，屬於前現代化，啓蒙更是需要，否則會耽誤循序漸進的進程。
記者：聽說您至今寫稿還是用蠅頭小楷，拒絕電腦。作爲一位傳統文化的愛好者，卻要力推“啓蒙”，您的心情應該很複雜罷。
陳：其中的矛盾應該是感情與理智的衝突。作爲個人，我從小在傳統文化熏陶下長大，中學進入教會學校，開始接觸西方的東西。那時候無憂無慮，覺得什麽都是美的，遠遠想不到還會有文化和文化間的衝突。從感情上來說，我喜歡傳統文化，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那都是很美的。但它不能解決國家、民族和社會的問題。歐洲文明是理勝於情，有一種刻意去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開創”性格，它的哲學，就是徹底的“格物窮理”。希臘文化孕含有科學和民主的種子，在今天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傳統是“情”重於“理”，講究人倫綱常，講究人際關係。傳統文化對中國現代化基本上沒有用處，但中國如果不走現代化的路是不行的，矛盾就在這裏。
記者：文明的衝突來自文明的差異，而文明的差異來自各種文明不同的思想底格。如嚴復。一個率先號召學習西方思想的大師，在經過人生的徹悟和對西方文明的體驗後，竟又成爲傳統思想的堅定的維護者。東西方的文化有沒有交融的可能呢？
陳：一個人，一群人，當他所鍾情的文化日漸式微，感覺到悲哀從而保留自己人文方面的特質，是可以理解的。但那一代人有那一代人的局限性，他的認識局限了他。其實，如果真正對中國文化、西方文化理解深透，兩種文化在某些層面上是可以對話的，但這要在很深的層次上。錢鍾書曾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凡學問都是可以一通百通的。能在內心深處悟解一種文化之要諦者，對另一種異質文化的要諦也能在內心深處加以悟解，甚至臻於通解，在徹悟中融會貫通。我是談不上學貫中西的，但都有愛好。我很喜歡康德，在讀康德時腦子裏有時就會閃出宋明理學。但只是感覺，形不成東西。但我想，文化還是有“大文化”和“小文化”之別。“大文化”是關係到社會發展、制度、體制的東西，相應的是普遍的現代公民意識，傳統文化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小文化”即關乎個人的愛好、性情，如詩詞歌賦、美術、藝術等。在解決“大文化”的前提下，“小文化”可以盡情發展，人們可以用欣賞、讚賞的態度接受它們，也可以拒斥它們。
記者：有人說您是“上一代的最後的人”。我覺得這句話聽起來，竟有一種蒼涼意味。其中滋味，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陳：我估摸著，可能是說像我這樣所受過的教育的人沒有多少了。我和一些60多歲的學者聊天，共同的感受也不多了。我常有這樣的感覺，在我以後，像斷了一條線似的，文化斷了，後來的學者要麽是蘇聯式教育出來的，要麽是西方式的。有傳統文化氣質，又鑽到西學裏的，不多了。說起來有些傷悲，在社科院工作這麽些年，感覺我的下一代，包括年青人，對中國的東西知道得太少，對傳統文化知道得太少。有時候覺得某人西學知識很豐富，但總缺點什麽。中國人研究西學，對中國自己的文化卻是漠然的，又憑藉什麽爲基點去瞭解西學？不可能的，一個中國人的氣質畢竟是中國土壤裏長出來的，應該有一些文化內的靈魂層面的東西，不瞭解自己的東西，“西學”也學不透。
記者：或者，這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您身不由己，卻也在力倡“西學”。
陳：這就是我的矛盾。我時常覺得遺憾，我覺得，我應該生活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有張東蓀、周穀城、馮友蘭等等前輩學人。但還是應該抱著希望才對。有些精神層面的東西、靈魂的東西，總會涓涓細流傳承而下。我去年在北大給本科生講課，總是被青年人的回應所感動。青年人是能接受東西的，這就是年長者的責任。應該給他們。不給他們，他們怎麽吸收，怎麽懂得敬畏？這個時候不教他，等他長大了走了歪路，教育者難道沒有責任？更何況，這種責任是沒有辦法追究的。聽說現在有的大學教師當了教授就不給本科生開課，只顧自己做“課題”，這實在不是好現象。
當然我是管不了的。我只能維持自己的良知和作爲學者的責任感。至於這種良知和這種責任感究竟有沒有客觀效果，我無能爲力。我只能說，我盡力了。
※圖片& 資料來源：中華讀書網（http://www.ssreader.com/ news.asp?newsI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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