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書，對於不自覺或自覺地以西方的角度來詮解或檢討傳統歷史社會文化的著作、論述，有種嫌惡之感。比如說，在孟子的思想裡或許本來就沒有接近西方哲學中「意志」或「自由意志」的概念，但是一經「格義」，似乎孟子也有了「自由意志」，乃至於也有了康德所謂的「純粹實踐理性」，而這樣的類比或融通若就此打住，或許還不至於有太多的問題，麻煩卻在於由此而生的更多論述。比如，簡單地說，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意志」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人類因之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順而有了責任乃至於權利、義務等概念。換言之，自由意志可以說是人類行為善惡之所以可能的一個根據，而這是就西方文化的脈落來說。但是，如果將這些概念拿來比附華人傳統文化中的各種義理思想，以自由意志來類比儒學中的道德本心，再以「自由意志化的道德本心」去探究傳統思想家們所談論的善惡問題，並反過頭來品評議論思想家的義理思考之完足與否，同時進一步展開了一大套論述……我的疑惑是，這樣的詮釋或理解方式究竟是能更清楚地看見思想家的疏漏，還是根本沒有進入他們的語境，以求盡可能如實地理解並處理問題，卻反而衍生了一大堆假問題？即以宋明儒學為例，善惡問題應是關連著理氣、性情而說的。又如，當我讀著《宋元學案》中的〈伊川學案〉，乃至《二程集》時，我驚訝的是，為什麼某些話語的意義，好像不是如當今學者以特定的西方哲學架構「格義」而揭露者？


　　我常看見的論述，它也大概是華人學界中常見的一種標準句型之一：「就是因為華人傳統欠缺或沒有發展出ＸＸＸ，所以才導致ＯＯＯ……」，或許，這些真是一個我們面對西方文化時所必經的過程、必有的現象，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要「異中求同」或「同中求異」，是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底限之一呢？


　　附帶一提，這些文化交流時所產生的現象，不只是在學術界才有，我們的日常生活圈裡亦隨處充斥，比如說：「某甲是台灣的麥可‧喬丹」，難道某甲就不能是某甲，非得要是喬丹？或者，為什麼不說：「麥可‧喬丹是台灣的某甲」呢？其間或也可推知我們自己、一般大眾在面對外來文化時的心態。


02282005
16: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