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0-05 01:04:52小彥
讀書雜記兩則
之一：道、非道與似道
這段時間雖未親自參加讀書會，然為了避免自己在歸隊之後跟不上討論，我還是按著進度把當週的內容讀了一遍，也有了點想法。唐君毅先生（1990：4）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的〈自序〉中有這麼一段話（1990：4）：
……宋明儒之學，雖重明天道人道之大本大原所在，然尤重學者之如何本其身心，以自體道、自修道之工夫，以見諸行事，非但于此道之本原作思辨觀解也。此體道修道工夫，恆須由面對種種非道之事物而用，如對身心中之種種邪暗之塞、氣質之偏，私欲、意見、習氣、意氣之蔽等，以及博聞強記、情識、想像、擬議、安排、格套、氣魄、光景等似道非道者，而用。若非對此種種非道之物，則道自恆為道，亦不待修也。如世間之道路，無破爛阻塞，亦不須更修也。反之，則人愈能認識此種種非道之物之存在，亦愈須修道。依吾之意，則對此種種非道之物，如邪暗之塞、氣質之偏，意見、私欲等之存在，其認識之深切，其對治工夫之鞭辟入裏，正為宋明儒者之進于先秦儒學之最大之一端……
竊以為，較諸牟宗三先生，唐先生的這段話或許較能貼近儒者本懷。牟先生以其「架構的思辨」，透過康德哲學重鑄了宋明儒學體系，其詮釋固然釐清了諸多問題，但也引發了不少值得商榷之處。甚者，此一思辨的架構固架構起了對宋明儒學問題發展的思索，卻或也因此而忽視了宋明儒學家本身可能所要對治或回應的身心修養乃至家國時代的問題，遂使得牟先生詮釋下的宋明儒者有西方哲學家的抽象思辨的傾向。至於唐先生的論述與立場，個人認為，除了可能較為貼近思想家的原貌之外，或許同亦能啟發吾人如何去面對當下具體的現實生活世界，而取得較為恰當的進退應對之道。
之二：「以道德講知識」？
就我個人的理解，以西方思想的發展來說，近代哲學始於笛卡兒（R. Descartes），然後是歐陸理性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而後是康德開啟了德國觀念論，並使西方哲學乃至於科學的發展又邁入另一個階段，遂而進入了現代。若關聯著時代背景，則這個思想發展的過程其實是標誌著西方由「神本位」走向「人本位」的歷程。以歷史階段發展來說，則是由中世紀末期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等思潮觀念的交織辯證。
笛卡兒在某種程度上雖然被尊為理性主義的開創者，然而他那著名的懷疑方法：即透過懷疑一切而找到一個不可質疑的支點再由此支點去證成萬有一切的存在，也就是眾所熟悉甚至誤解的「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然而此一看似科學的論證其更為深層的因素卻在於藉由科學方法論證上帝存在，也就是說，看似科學的證明、推理其實仍是為證明上帝的存在或神學教義而服務的。上帝存在的問題在某種程度與科學的律則或原理一樣，是非常清楚的。哲學、科學與神學，理性與信仰仍混漫不清。此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萊布尼茲的學說，其中犖犖大者，可以其門徒伍爾夫與伍爾夫學派的學說為例，即神學的原理與科學、數學的原理的明晰性是相同的。
但隨著科學理論、工具、思維的日益精密、完備，原為神學或上帝服務的科學終於還是走上獨立之途。理性與信仰最終還是分家了！德國哲學家康德則既是這個思潮發展下的產物，也是它的推動者。他先意識到了理性與信仰必須有所區隔，遂有一七六三年〈關於自然神學及道德原理之明晰性探討〉一文的寫作，該文的要點之一，即明白地指出自然神學與道德原理和數學原理的明晰性是不同的，在方法上亦不可混淆。此一思索進一步發展而為批判時期《純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中的主要立場，具體而明確的論述則表現在《純粹理性批判》二版序言中的一句話：「捨棄知識，以便為信仰保留餘地」（”to deny knowledge,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faith ”），進一步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歸諸純粹理論理性或思辨理性，道德與信仰則從屬於純粹實踐理性。這不是說有人有兩種理性，而是人的理性的不同運用。乃至於到了晚期，康德甚至提議大學中哲學系與神學系應該分立，知識不再為信仰或神學服務！而是各自領有一片天地。這樣的思索亦反映了彼時西方文化的發展脈絡。
我們或可藉此來思索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論述。牟先生哲學中一個很重要的提法便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和科學」，他把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與科學收攝在一具有主宰義乃至於創生義的道德本心之中，而就此一道德本心來說，牟先生在《現象與物自身》的論述裡，他很明確地說此一本體良知的地位便是如西方的上帝，道德本心或良知即是上帝！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對比著西方文化的發展說，牟先生如此將民主與科學收攝於一類似萬有主宰與造物者的上帝的道德本心之上，不是恰恰走了一條與西方民主科學發展相反的路？化用牟先生評朱子之「以知識講道德」，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牟先生是「以道德來講知識」呢？並且，當此一道德本心被絕對化、實體化、神聖化之後而成了一個不可質疑的信仰對象，其所造成的結果與西方初自中世紀走出時理性知識為信仰服務的思路又有何異？「良知的自我坎陷」果能因而開出真正的民主與科學乎？抑或只是開啟了充斥著擬似道德理想境地實則充滿壓迫感的「偽民主」以及為道德服務的半科學或偽科學，乃至於僅是技術操弄的科技？
我不確定這些是否真是問題，權且記下，冀能稍稍平息我這段時間以來因為荒廢學思與寫作的所帶來的心理不安。
10/05/2004
00:50
這段時間雖未親自參加讀書會，然為了避免自己在歸隊之後跟不上討論，我還是按著進度把當週的內容讀了一遍，也有了點想法。唐君毅先生（1990：4）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的〈自序〉中有這麼一段話（1990：4）：
……宋明儒之學，雖重明天道人道之大本大原所在，然尤重學者之如何本其身心，以自體道、自修道之工夫，以見諸行事，非但于此道之本原作思辨觀解也。此體道修道工夫，恆須由面對種種非道之事物而用，如對身心中之種種邪暗之塞、氣質之偏，私欲、意見、習氣、意氣之蔽等，以及博聞強記、情識、想像、擬議、安排、格套、氣魄、光景等似道非道者，而用。若非對此種種非道之物，則道自恆為道，亦不待修也。如世間之道路，無破爛阻塞，亦不須更修也。反之，則人愈能認識此種種非道之物之存在，亦愈須修道。依吾之意，則對此種種非道之物，如邪暗之塞、氣質之偏，意見、私欲等之存在，其認識之深切，其對治工夫之鞭辟入裏，正為宋明儒者之進于先秦儒學之最大之一端……
竊以為，較諸牟宗三先生，唐先生的這段話或許較能貼近儒者本懷。牟先生以其「架構的思辨」，透過康德哲學重鑄了宋明儒學體系，其詮釋固然釐清了諸多問題，但也引發了不少值得商榷之處。甚者，此一思辨的架構固架構起了對宋明儒學問題發展的思索，卻或也因此而忽視了宋明儒學家本身可能所要對治或回應的身心修養乃至家國時代的問題，遂使得牟先生詮釋下的宋明儒者有西方哲學家的抽象思辨的傾向。至於唐先生的論述與立場，個人認為，除了可能較為貼近思想家的原貌之外，或許同亦能啟發吾人如何去面對當下具體的現實生活世界，而取得較為恰當的進退應對之道。
之二：「以道德講知識」？
就我個人的理解，以西方思想的發展來說，近代哲學始於笛卡兒（R. Descartes），然後是歐陸理性主義與英國經驗主義，而後是康德開啟了德國觀念論，並使西方哲學乃至於科學的發展又邁入另一個階段，遂而進入了現代。若關聯著時代背景，則這個思想發展的過程其實是標誌著西方由「神本位」走向「人本位」的歷程。以歷史階段發展來說，則是由中世紀末期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等思潮觀念的交織辯證。
笛卡兒在某種程度上雖然被尊為理性主義的開創者，然而他那著名的懷疑方法：即透過懷疑一切而找到一個不可質疑的支點再由此支點去證成萬有一切的存在，也就是眾所熟悉甚至誤解的「我思故我在」這個命題，然而此一看似科學的論證其更為深層的因素卻在於藉由科學方法論證上帝存在，也就是說，看似科學的證明、推理其實仍是為證明上帝的存在或神學教義而服務的。上帝存在的問題在某種程度與科學的律則或原理一樣，是非常清楚的。哲學、科學與神學，理性與信仰仍混漫不清。此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萊布尼茲的學說，其中犖犖大者，可以其門徒伍爾夫與伍爾夫學派的學說為例，即神學的原理與科學、數學的原理的明晰性是相同的。
但隨著科學理論、工具、思維的日益精密、完備，原為神學或上帝服務的科學終於還是走上獨立之途。理性與信仰最終還是分家了！德國哲學家康德則既是這個思潮發展下的產物，也是它的推動者。他先意識到了理性與信仰必須有所區隔，遂有一七六三年〈關於自然神學及道德原理之明晰性探討〉一文的寫作，該文的要點之一，即明白地指出自然神學與道德原理和數學原理的明晰性是不同的，在方法上亦不可混淆。此一思索進一步發展而為批判時期《純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中的主要立場，具體而明確的論述則表現在《純粹理性批判》二版序言中的一句話：「捨棄知識，以便為信仰保留餘地」（”to deny knowledge,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faith ”），進一步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歸諸純粹理論理性或思辨理性，道德與信仰則從屬於純粹實踐理性。這不是說有人有兩種理性，而是人的理性的不同運用。乃至於到了晚期，康德甚至提議大學中哲學系與神學系應該分立，知識不再為信仰或神學服務！而是各自領有一片天地。這樣的思索亦反映了彼時西方文化的發展脈絡。
我們或可藉此來思索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論述。牟先生哲學中一個很重要的提法便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和科學」，他把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與科學收攝在一具有主宰義乃至於創生義的道德本心之中，而就此一道德本心來說，牟先生在《現象與物自身》的論述裡，他很明確地說此一本體良知的地位便是如西方的上帝，道德本心或良知即是上帝！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對比著西方文化的發展說，牟先生如此將民主與科學收攝於一類似萬有主宰與造物者的上帝的道德本心之上，不是恰恰走了一條與西方民主科學發展相反的路？化用牟先生評朱子之「以知識講道德」，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牟先生是「以道德來講知識」呢？並且，當此一道德本心被絕對化、實體化、神聖化之後而成了一個不可質疑的信仰對象，其所造成的結果與西方初自中世紀走出時理性知識為信仰服務的思路又有何異？「良知的自我坎陷」果能因而開出真正的民主與科學乎？抑或只是開啟了充斥著擬似道德理想境地實則充滿壓迫感的「偽民主」以及為道德服務的半科學或偽科學，乃至於僅是技術操弄的科技？
我不確定這些是否真是問題，權且記下，冀能稍稍平息我這段時間以來因為荒廢學思與寫作的所帶來的心理不安。
10/05/2004
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