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定格歷史
——“4·25”事件抹不去的罪痕
　
　　12年前的4月25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萬余名法輪功人員圍攻中南海事件。直到今天，法輪功仍然矢口否認這是一次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事件，李洪誌更是多次聲稱自己事前毫不知情。關於事件的性質，法輪功方面總是堅稱屬於自發性的“和平上訪”，對憑借人多勢眾向政府施壓，以便使“騙人功”合法化的醜惡企圖百般抵賴。迄今為止，法輪功從來都沒有停止過有關 “4·25”事件的狡辯。

　　有人說，細節定格歷史。有些事情，如果你做了，就別想抵賴，因為細節留下了抹不去的罪痕。比如，李洪誌及其幹將們為制造“4·25”事件“策劃於密室”一共是4次，不僅每次的時間、地點、人物、議題均鑿鑿可證，而且密商中的某些細節也很有個性，像“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個部門，要找中央和國務院”（李昌等），“人少了不行，要多去點。去年北京電視臺的事就是人去少了，要是去的人多，問題早就解決了”（李洪誌）這類話，就是十分鮮活的歷史留聲。比如，本來躲在後臺的法輪功高層骨幹李昌、王治文等人最後被迫露面，（請示李洪誌得到同意後）作為代表進中南海“對話”。當時李昌叫人開車送他回家換了一套衣服：上穿灰色西裝，下穿黃色警褲，夾著皮包，準備進中南海“談判”。臨事突換行頭的這一細節，永遠定格在歷史的畫冊上。

　　值此“4·25”事件12周年之際，本文重點回放幾個重要細節，再次呈示李洪誌和法輪功的罪痕。

　　——入境登記卡刻錄了李洪誌的罪蹤

　　李洪誌極力辯稱自己當時“不在現場”，並提供了自己編造的模糊難辨的“行蹤軌跡”。然而機關算盡，卻沒有算到一張入境登記卡將這紙糊的謊言戳了個大窟窿。李洪誌是在“4·25”非法聚集事件發生前三天，即1999年4月22日17時10分乘坐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從紐約飛到北京的。他在北京停留的時間不是一天，而是前後跨了三天，共44個小時。22日入境時，李洪誌在北京首都機場的一張入境登記卡上留下了自己潦草的字跡。卡上的主要信息如下：“姓名：李洪誌/護照證件號碼：001106787/中國簽證號：003821/在華地址：吉林省長春市解放大路103號/職業：商業人員（打勾）”

　　事實是，從李入境填表這一刻到他24日13時30分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離境赴香港，他在北京根本沒有從事過任何商業活動。李的抵賴在這張由他親筆填寫的入境登記卡面前顯得是多麽的蒼白，又是多麽的可笑啊！

　　——超常通訊量成為組織密謀的鐵證

　　1999年4月24日，根據在葉浩家召開的部署“4·25”非法聚集活動第四次會議的分工，王治文等骨幹人員以“法輪大法研究會”的名義，向河北、山東、遼寧、天津、內蒙古等地的“法輪功”組織負責人打出770多個電話，通知說“天津出事了，準備向北京說明情況，有學員能夠參加的話就參加吧”，“師父說這是最後的圓滿機會了”。要求他們組織法輪功練習者於4月25日晨到北京中南海府右街“護法”。

　　4月25日這天，李洪誌在香港紀烈武家中，通過電話遙控指揮著“法輪大法研究會”。在整個事件過程中，他始終與北京的前線“指揮部”保持著“熱線”聯系，不斷下達指示。北京“指揮部”也不斷給李洪誌打電話匯報、請示。25日當天，他們頻繁來往電話20多次。在通話中，他多次要求“讓外地人多來些，再多來些”。

　　24日這770多個電話和25日香港與北京的20多次通話，通訊量顯然超常，它們被電信部門記錄在案，成了法輪功密謀有組織的圍攻活動的鐵證。

　　——行動策略恰證是有組織的示威、施壓

　　法輪功常以事發時大法弟子安靜、平和的表現來辯稱“4·25”非法聚集不是向政府示威、施壓，並反復強調這次萬人集會撤離時“人一下子就走光了”，“地上連一片紙屑都找不到，好象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他們本以為通過“不留紙屑”可以強調法輪功習練人員素質好，殊不知，這恰恰證明了12年前的圍聚示威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的。

　　何以這樣斷言呢？一是從《一封來自新西蘭大法弟子隨桂英的信》（博訊論壇2008-07-15）中可以知道，法輪功學員中，素質差者不在少數。比如，“集體學法”時，尚且“有孩子鬧、吵、跑、跳的，青年男女閑聊的，大人互相閑聊，說的來的在一起說的，還有幾個人圍在一起玩嬰孩的。總之，亂哄哄，誰發言也聽不清。……三分之一的人學法遲到，拉椅子聲，高跟鞋聲等不絕於耳”，簡直就是一片亂象。素質如此之差，如果真是萬余人自發性地聚於一處，絕不可能有上述“平和”的表現。二是據參與策劃者交待，4月25日這天，法輪功骨幹在葉浩家秘密召開行動部署會議，會上決定：在中南海聚集現場，各分站長要特別安排一些人負責安全、交通、秩序和衛生，包括現場聯系，出現情況和問題要及時處理；並確定了聚集的策略，參加的練習者不喊口號、不帶標語、不撒傳單、不要有過激言辭，對外不用“法輪大法研究會”和輔導站的名義。李昌反復強調總站以上負責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現場。如此統一口徑，如此精心設計行動策略，當然是為了掩蓋陰謀，隱藏邪惡動機。

　　也正因為“反復強調總站以上負責人均不到中南海聚集現場”（意在掩蓋“有組織”），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法輪功兩撥“對話”代表均不知要與政府方面談什麽。具體說來，就是當年4月5日9時45分左右，現場4名法輪功代表進了中南海與國家信訪局工作人員“對話”，但進去的人對於為什麽要搞這次活動說不清楚；又換了4個人進去，也說不清楚到底想幹什麽，很快就出來了。後經請示李洪誌同意，才將原居幕後的李昌、王治文等5人作為代表推到臺前。看來，法輪功越是強調“4·25”那天態度克制平和，紀律嚴明，越是坐實了此次事件是有組織的預謀。

　　——話語漏洞昭示了“主佛”的說謊成性

　　敢做敢當才算是男子漢，可李洪誌說謊成性，明明親自策劃並遙控了“4·25”事件，卻一推六二五，利用接受媒體采訪的機會，三番五次洗清撇責。然而，畢竟是臨時編造的謊言，難免前言不搭後語。請聽李洪誌的逃責說辭：

　　“北京發生事的時候，我正在美國趕往澳洲的路上，因我來澳洲先到布裏斯本，那裏有我們的學員，完全知道這件事情是在布裏斯本。”（《李洪誌大師悉尼會見中文媒體》，1999年5月2日上午）

　　“學煉法輪功的人去中南海，事先我是一點也不知道，我當時正在從美國來澳洲的路上。”（《李洪誌大師悉尼會見西方媒體》，1999年5月2日下午）

　　“這件事情的開始和他的結尾我全都不知道。前一段時間，前幾天加州呢給了我一個榮譽，加州政府給了我一個榮譽，我開著汽車去加州，走到中途因為暴風雨，這個天氣很不好，去了三天然後我就決定不再去了，叫另外一個人替我接受這個榮譽，然後我就用了兩天時間趕回到紐約，我一回到紐約聽說了這件事情，嚇了我一跳，我說這個整個這件事情發生一直到現在，我也是從媒體上知道的，因為平時我和他們沒有任何聯系，到今天為止，我也跟他們聯系不上，所以我整個情況也是在媒體中聽說的。”（《荷蘭電視臺采訪李老師的內容實況》，1999年7月24日）

　　有必要提請大家註意，上面3篇采訪記錄都是由法輪功學員整理的，這只要從標題中對李洪誌的稱呼就可以看出。不說這3次采訪是李洪誌和法輪功精心策劃的，姑且就算它們全是客觀記錄吧。就是這樣幾篇蓄意抵賴的文字，也有明顯的自相矛盾：一會兒說在澳洲的布裏斯本知道此事的，一會兒又說是在美國紐約知道的。更為可笑的是，1999年5月2日上午就宣布“完全知道這件事情是在布裏斯本”，且是因為“那裏有我們的學員”——也就是說李洪誌是從法輪功學員口中知道的“4·25”事件；可同年7月24日，李洪誌反而說 “整個這件事情發生一直到現在，我也是從媒體上知道的”，不僅“完全知道這件事情”的時間推遲了80余天，而且信息渠道也由“我們的學員”變成了“媒體”。

　　除了話語的自相矛盾外，李洪誌的兩次改口也暴露他的說謊成性。他先是說自己沒到中國大陸全然不知事件過程，當人們擺出他到過北京的證據時，他又不得不承認他確實到過北京，但只是為了轉機，沒有離開機場。這是李洪誌第一次改口。隨著事實的不斷披露，在這一謊言再度被戳穿後，他又改口說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沒有與任何人接觸”。這是他的二次改口。就這副潑皮無賴的嘴臉，還有什麽資格談論“真”？

　　12年後的今天，我們重溫“4·25”事件的部分細節，回放那段歷史的側影，意在昭示一個道理：誰作了孽，欠下債，別想抵賴，行邪者的罪痕是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