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克襄，一九五七年生，詩人、小說家、自然觀察解說員，也外觀察和古道舊路踏察十餘年，足跡遍及台灣各地，創作多樣而繁複，計有代表作動物小說《風鳥皮諾查》、《座頭鯨赫連麼麼》和《豆鼠三部曲─扁豆森林》以及《台灣舊路踏察記》、《自然旅情》、《山黃麻家書》等詩、散文、繪圖和攝影作品二十餘部。

文壇諸友呼劉克襄為「鳥人」，是既褒也親，源於他對觀察鳥類的熱中與持續，並且，在他的詩、散文、小說中，絕大部份都和鳥類、自然生態有關。

我們可以這麼說，台灣這些年來愈見增多關心鳥類及自然生態的人，劉克襄的功不小，自一九八○年代起，他到處旅行踏查，擔任自然觀察解說員、演講、寫作，足跡遍布在高山低澤，行囊輕簡而心情莊重，頗有些苦行僧的樣子。現世裡，他這種人也許一時會被視為怪類，但大眾終究能知道，他不怪，他是對的，一直都是對的。二十年來，劉克襄用熱誠、專業證明了這一點。

專事自然寫作，相對的與人群較疏離，有人認為這是逃避，但，詩人向陽引述美國賞鳥名家羅格‧托利‧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的看法：「有人認為觀鳥是一種逃避，也許是吧，在這一個惡質而時時攪擾我們的世界裡，觀鳥的確是一種逃避，逃避矯揉造作，返歸於真璞。」以我對劉克襄的了解，他在「做人」方面確實拙了些，不懂得察言觀色，不懂得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可是他相當真璞，我未曾見過他對誰發過脾氣，他天性如此，坦白說，即使故意要惹他生氣，那也不容易，他沒心機，我很少看過像他這般長保赤子之心的人。

劉克襄先寫詩後寫散文、小說，但出版報導文學《旅鳥的驛站》後，他自白：「我已不再是個詩人。」何以故？他在散文集《小綠山之歌》序中說：「做為一個簡單的自然觀察者，我必須割捨過去的自己，割捨本質的憂鬱和感性。割捨詩。」換言之，他有心變化創作型態，拋開「煩人」的感性與自我，甚至他嘗試繪畫、攝影，他真的已不再是憂鬱的詩人，他又自白：「好玩的東西太多了。」同時，他強調「我很清楚自然寫作是我用生命，長期要做的事。」

我們因此得知，劉克襄不可能放棄自然寫作，不論寫作型式如何改換，總要在廣大的自然天地裡像鳥一樣翱翔，冷靜觀察所有與人類緊密相關的動植物，熱心捕捉所有與自然界溝通呼吸的機會。

是否仍該稱劉克襄為鳥人呢？他的寫作世界已經擴大，那麼，「自然人」是個不錯的渾號，或者，「都市自然人」也妥當──他工作在都市，尊重生活土地，樂在觀察自然，生活素樸，他是個很明白人類不是地球上唯一獨大且誠實謙卑以對天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