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麼一陣子我幾乎相信自己痊癒了。從顛狂的躁鬱中漸遞地平緩下來，內在外在慢慢均勻成一種算得上是經歷過了的調和色：未必如何清淨，到底不至於泥濘了。然而，每每遇上書寫的機會，我仍然一無例外地想寫死――僅僅想寫，並非想要――雖然思緒稍定後，落筆寫下的終究還是不外旅行通勤剪髮吃食，這些那些看似生機盎然的事，不過，明眼即知，其中或多或少依然摻著點消耗和消滅的意思。就像托瑪斯．曼那本《威尼斯之死》，無論描得多輕暈得多淡，死到底才是題眼：什麼威尼斯也好，美少年也罷，在我讀來不是場布就是景深，純粹是襯在後頭，墊背用的。

我一直沒有機會把死想得更通徹一點。事實上，我猜終其一生大概都不必指望有將死參透到究竟清明的一刻。死是一場疑雲密布的陣，一朵霧裡盲開的花，再怎麼左顧右盼前瞻後望，最終誰也都只能恍恍惚惚不明不白地迎頭撞上。即使深重地思維死在傳統上來說常是通向靈性開悟的法門，但我悲觀地感覺思維仍然是一種取巧便宜、減毒滅菌的方便形式，使我安全地消費死意和死智――如果後者真的存在的話。

有時我警覺地知道死已被我浪漫化了，誠如它亦頻繁地被妖魔化一樣。或許這也是我之所以遲遲不敢著手寫死的原因：怕把它的深奧寫得疲扁，把寧肅寫得鋪張。但更深心的慌說不定是恐怕結局揭曉時真正的破滅竟不是生之無謂，而是死之庸常――無智，亦無得；無失，又何來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