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念的，同一個花季

——呂仁的推理珠玉《桐花祭》

陳國偉

◎ 在同一個花季裡

認識呂仁，剛好是21世紀的開始，那時他來到南台灣的中正大學念碩士， 2001年12月，他成立了推理小說研究社，而這，已經是他繼暨南大學推理同好會後，創立的第二個大學推理社團了。

因為呂仁的熱情，中正大學推理小說研究社，曾經擁有全台灣大學社團最好的陣容，一時俊彥雲集。除了他從暨大引介的曲辰外，包括紗卡跟我，都是在他的熱情邀約下，參與了這個社團。雖然我從很小開始就是推理小說的忠實讀者，但真正積極參與推理迷的社群，則是從加入了中正的推理社團開始。

雖然呂仁對我以學長相稱，但我想在推理的道途上，他絕對是前輩。在當時，呂仁不僅規劃完整的社團課程，更帶領社員走出校園，我便是跟著他去參加了2003年台灣推理俱樂部第二屆的年會，而有緣在那裡初識了藍霄、凌徹、sens、Clain、冬陽、以及目前很多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的朋友。並從那時候開始，一同見證2004年之後台灣推理的繁華盛景，也曾經共同孕育一些夢想。也因此，後來我與幾個朋友成立了MLR推理文學研究會，若要說這一切的因緣最早是由誰而起，那絕對非呂仁莫屬。

或許很多推理界的朋友都不知道，其實中正推研之所以在2005年會出版社刊《血色の邏輯：中正推理文學誌》，背後的催生者，其實也是呂仁。我便是因為受到呂仁的熱情感召，後來並在曲辰的協助下，擔任了主編的工作。《血色の邏輯》至今創下了許多即使是後來商業出版的MOOK，都無法超越的創舉，它不僅是台灣第一本公開流通的推理同人誌，更同時收錄了台灣推理作家藍霄與紗卡的跨世代對談，還有國際格局的美國推理大師卜洛克與台灣小說大家駱以軍在中正大學對談的完整版紀實。

當然，更重要的，裡面還收錄著我個人對呂仁作為小說家身分的初體驗、讓我驚豔不已的小說作品〈正命〉，這篇作品在謎團、結構與社會寫實性上，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尤其特別的是，這篇在2002年出現的作品，它已經超越了當時新世代推理創作者，先一步找到了推理小說在地化的可能性，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然而，對於當代台灣推理小說發展，積極以創作實際參與、並且透過大學社團的平台作更基礎推廣的呂仁，何以在這一波新興起的台灣推理浪潮中，似乎顯得安靜而寂寞呢？

◎ 那些花兒，去哪兒了？

    對於台灣推理小說的創作，我自己曾經試著透過學術研究的觀點，提出三個黃金時期之說。第一個黃金時期早在日治時期、1898年在台日人作家さんぽん在《台灣新報》開始連載以日文所寫的〈艋舺謀殺事件〉開始，可以說是接續著當時在日本已初具雛形的推理小說發展而寫就的，一直到1946葉步月出版《白晝殺人》後，由於台灣進入國府時期而告中止。第二個時期則是1984年林佛兒創辦《推理》雜誌特闢本土創作的專區，並在1988年舉辦林佛兒推理小說獎，透過林白出版社出版本土創作，而在時報百萬小說獎以推理小說徵文（1998—2000），意外劃分出推理小說美學典範的權力疆界後，而告結束。第三個則是2002年台灣推理俱樂部舉辦的「人狼城推理文學獎」作為開始，2004年1月《野葡萄文學誌》開闢「推理野葡萄」專區刊載本土創作，到2009年舉辦跨國的「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引爆新一波高峰，至今仍然有不衰之勢。

    而在其中，呂仁意外的跨足兩個黃金時期。2002年他曾以〈正命〉這篇具有高度社會性色彩，謎團與最後的意外性都相當精彩的作品參加首屆的人狼城推理文學獎，但最後首獎從缺，他與林斯諺的〈霧影莊殺人事件〉共列為佳作。姑且不論其實以當屆或後來該獎的首獎水準來看，〈正命〉在當時絕對有得首獎的資格，但就本土推理的發展來說，呂仁當時已可以說正式出道。但當時本土推理小說的發表與出版環境，敲鑼打鼓的人多，但其實願意穩紮穩打經營的仍屬鳳毛麟角，再加上能發表的刊物相當有限，因此其實對本土創作者來說，相當辛苦。

而且其中最關鍵的影響是，其實在台灣對於歐美推理小說脈絡性的理解，要直到1997年詹宏志規劃謀殺專門店才開始，而日本更是要到2004年開始出版戰前的推理小說，才真正肇始其端。因此就一個重新認識歐美與日本推理史脈絡的創作階段，一切都在重新調整，幾乎可以說是本土書寫典範全新的開始。但雖然如此，當時的本土推理創作場域中，其實瀰漫著相當限制的想像氛圍，對於風格迥異的創作，接受度有限。日本在明治、大正時期也有過類似的階段，但兩地迥異之處在於，在中島河太郎的經典史作《日本推理小說史》中，我們可以看見當時日本出現像是押川春浪的傳奇冒險小說、谷崎潤一郎的犯罪小說、村山槐多與佐藤春夫的怪奇幻想小說、岡本綺堂的捕物帳小說等各種類型的百花齊放，因此拓寬了日本推理的格局，豐厚其發展的土壤，才能孕育出後來江戶川亂步建構「本格推理小說」的基石。

    相較於當時台灣創作者努力試圖要向島田莊司、綾辻行人、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甚至是約翰‧狄克森‧卡（John Dickson Carr）的風格效法，而大量的挪用各種推理文類中常見的戲劇性場面，呂仁的書寫風格，無甯是素樸的；而且這種素樸其實帶來一種親切的氛圍，用我們熟習的話語來說，那就是一種在地的、台灣的氣息。當其他新世代作家還在汲汲營營於透過類型的譯寫，建構出本格的形狀，呂仁其實很早就發展出屬於他自己的在地性；那是一種融合台灣人生活中的日常性，與略帶輕鬆幽默的解謎風味的慧黠。更重要的是，他不試圖走名偵探的路線，把邏輯與推理能力，「還給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謎團的平民百姓」，當然也把犯罪因由還給了具有真實性的、生活在我們周遭的台灣人。

    像在本書中收錄的〈桐花祭〉是取材自台灣獨有的地方文化節慶「桐花祭」，〈洋娃娃〉則是以我們小時候就已耳熟能詳的兒歌「妹妹揹著洋娃娃」，〈真假店員〉中的3C賣場「燦發」則是挪用了台灣獨有的燦坤與順發。而〈上行列車殺人事件〉的靈感則是來自於台灣因為地理環境而發展出的環島鐵路，上行與下行在方向概念上產生的曖昧；而〈情詩殺人事件〉不僅開場就出現了對我們來說記憶深刻的熊旅揚與「大陸尋奇」節目，故事更以台北市的街道空間為場景。

    但更重要的是，呂仁不僅在小說中重現台灣的地理空間，而是能夠讓在地讀者共鳴的具有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的文化地理。更重要的是，他小說中的人物的思維、語言都是非常在地的；尤其是主角達霖和月理這對平凡夫妻，呂仁並不刻意設定他們是神探，而讓他們在遭遇生活中的謎團時，所思所言更具有一般人的親切感，當然也許因為呂仁取材於自身，因此不管是小倆口的鬥嘴或打情罵俏，都無比的真實。

正因為如此，呂仁選擇了一條更為素樸而不那麼喧嘩的道路他將自己的創作發表在當時已屬苦撐、但風格接受度更為寬廣的《推理》雜誌上，將自己投身於為台灣打造出第二個黃金時期的發表場域中，而這讓他出身於台灣第三黃金時期的創作空氣中，卻一路走回第二黃金時期的素樸傳統中。若要說他與80年代《推理》雜誌階段的作家的共通之處，便是在於他們都回應了80年代對台灣創作者影響甚大的松本清張的寫實路線，以及對推理小說在地化的思考。既具有當代創作者的敏銳，呈現屬於當代的地方感，又能夠連結上台灣既有的書寫傳統，這就是屬於呂仁獨一無二的創作特質。

◎ 下一個花季

    的確，呂仁一路以來的創作歷程，以及今日他集結而成的《桐花祭》，除了是一名年輕的台灣推理創作者，所交出的階段性成績外；更重要的是，它所再現的，其實是2002年以來台灣推理小說發展的歷史縮影。他的特質被忽略，其實代表的是台灣推理小說「在地性」問題的被忽略，但這其實是同屬於世界推理小說傳播網絡的亞洲國家日本、台灣、泰國，甚至是目前正崛起的中國、韓國在地作家，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就像對台灣影響甚巨、也擁有相當高支持度的日本推理小說，許多推理讀者由於無法真正掌握日本推理的內在脈絡，因此對於江戶川亂步、橫溝正史、松本清張等作家的認知，往往只能侷限於本格、變格、社會派等定位，卻絲毫不知其實這些作家其實都透過他們的創作，努力實踐著讓推理小說這個西方的文類，能夠在地化（日本化）：江戶川亂步透過明治時期以來日本的現代性經驗，將日本都市特殊空間性與犯罪結合，實踐屬於日本社會的市民正義；橫溝正史則是將歐美古典推理小說中原有的西方莊園空間中的階級關係，改造為日本式的鄉紳家族，並引入日本在地的鄉野民俗傳說與庶民生活圖景。而松本清張所掀起的「社會派」，其真正的意義在於通過現實主義的書寫，反映日本當時逐步進入高度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市民╱國民層級對於現代國家法律與公平正義的追求渴望，彰顯人的價值與意義。

    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呂仁所實踐的日常性書寫，其實別具意義，他尋找到了一個從台灣的日常世界，進入推理類型這樣一個訴求犯罪的架空世界的「入口」，展示出推理小說台灣性／在地性的可能。雖然大環境也許對他冷漠，但我相信正是因為他不隨主流起舞，選擇獨善其身，現在我們才能看這本充滿熱情的《桐花祭》，這對台灣難得一見的夫妻偵探搭檔。

在呂仁所展示的這個花季中，我們已然看到在地性的曙光，如何為呂仁的日常犯罪花景，進行了美好的光合作用。因此我由衷的期待，《桐花祭》代表的是呂仁上一個創作階段的盡情綻放，雖然開到荼靡、花事暫歇，但在接下來馬上到來的廿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呂仁能夠再為台灣的推理創作，綻開新的一個花季。就像歲月梭巡、季節遞嬗，每每在我們的生命年輪上留下刻痕，而呂仁也能再以更多的新作，在台灣推理史上繼續留下重要的印記。

陳國偉，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曾為中正大學推理小說研究社社員、社刊主編，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暨「亞洲大眾文化與新興媒介研究室」主持人，並執行多個有關台灣與亞洲推理小說發展的學術研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