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3.10.17)我們再次討論：

    柄谷行人著，林暉鈞譯：《世界史的結構》，臺北：心靈工坊公司，2013.12初版。

我們的共同結論是「新盧溝橋事件」。因為：

    一˙為了避免誤解，必須先聲明一點。本書想要探討的，不是歷史學家所處理的世界史。我的目標是以超越論的方式，闡明幾個基礎交換模式的關聯；並且以結構論的方式，說明世界史上所發生的三次「位移」。更進一步，我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找出第四次位移，也就是朝向世界共和國的移動之著手處。(頁81)[1]

    二˙形成亞細亞式專制國家，光靠軍事力量的征服是不夠的，還需要新的、前所末有的統治原理。專制國家是在多數都市國家間的爭鬥中，所形成的廣域國家。在這新的社會中，傳統的共同體規範已經不適用。先前我已經提過廣域國家的神的超越化，但只有宗教是不夠的。對廣域國家來說不可或缺的，是法治(以法支配)的思想。談到都市國家間的爭鬥，馬上令我們聯想到希臘的城邦及希臘諸多雄辯家、思想家的活動。但是，雖然沒有留下記錄，先於希臘城邦的古代帝國，它們的形成毫無疑問地也經歷過同樣的過程。比方巴比倫尼亞帝國與亞述帝國，都使用來自蘇美文明的語言，可以想見帝國成立之前，思想家們的活動，必定是劃時代的。之前提過的，斬斷互酬性原理的以眼還眼這個法條，不可能是自然產生的，背後必然有提倡這個思想的思想家。這事只要看看中國的古代國家，就可以明白。都市國家[2]互相爭鬥的戰國時代(頁171)(紀元前四○三至二二一年[3])，孔子、老子、韓非子等諸子百家輩出。他們就像希臘的雄辯家[4]，旅行於各國之間，四處倡導他們的思想。氏族社會的習慣與宗教，已經不足以作為統治的依據，各國都需要新的理論。其中信奉法治[5]主義的商鞅，擔任秦國的宰相，讓秦國變成一大強國，之後再由始皇帝建立帝國。壓制舊有的氏族門閥貴族、貫徹法治主義、統一度量衡，這些理論讓集權式的廣域國家成為可能。秦帝國雖然在短時間內就瓦解，但後繼建立的漢帝國，以儒教作為統治原理，成為後世帝國的原型。

    三˙諸子百家輩出的中國戰國時代，以及希臘城邦互相爭鬥的時代，幾乎是同一個時期，而且具有相當的類似性。中國在秦、漢這樣的帝國形成之後，戰國時代打開的各種可能性，也隨之關閉。也就是說，此後亞細亞式專制國家長期存續下來。至於希臘後來的發展，我們稍後再討論。這裡我想要再次確認的是這一點：亞細亞式專制國家，並不是氏族社會的延長。為了成立亞細亞式專制國家，不論在蘇美、或是在中國，都需要斬斷氏族社會舊有傳統的過程。[6]當然，一旦集權體制確立，專制國家就會活用氏族社會以來的傳統，不過那是後話。專制國家所製造出來的農民共同體，之所以看起來彷彿是氏族社會的存續，就是這個原因[7]。(頁172)

    四˙馬克思稱亞細亞式共同體為全體隸從制。這既不是奴隸制，也不是農奴制。每個個人都是自治共同體的一員。但是共同體之全體，則屬於王的所有。王不需要介入共同體。人們作為共同體的一員，自然受到約束。因此，經由共同體的自治，國家得以支配共同體。所以，雖然國家和農業共同體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卻不是分離存在的。農業共同體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它的框架是由專制國家賦予的。這一點和近代的國族是一樣的，如果集權式國家的框架沒有先成立，就不可能存在。真要說起來，亞細亞式專制國家是以「專制國家―農業共同體」的結合型態存在的。[8]許多人對亞細亞式專制國家有一種誤解，往往把它和奴隸制混為一談，以為亞細亞式國家殘酷地虐待人民，甚至踐踏他們的生命。其實，在亞細亞式國家中人民受到細心的呵護。舉例來說，建造金字塔的工程，其實是政府為了照顧失業者、創造需求的政策(凱因斯《雇用、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9]在這個意義下，專制國家(家父長式家產制)，其實是一種福利國家。[10]同樣地，東羅馬帝國(拜占庭)也可以說是福利國家。這不是因為東羅馬帝國是基督教國家，而是因為它是亞細亞式專制國家(它的皇帝即是教皇)。韋伯表示，西歐的福利國家社會(頁173)政策，出現在絕對君主制王權之下。[11]

    五˙在家父長式家產制之下，大眾由唯一的個人支配。[12]它需要官吏作為支配的機構。相反地，封建制對官吏的需要極小。[13]除非仰仗由外國人組成的家產式軍隊，否則家父長式家產制的存在，強烈倚賴臣民的善意。[14]相反地，封建制一般來說不需要這種臣民的善意。家父長制動員大眾，來對付那些特權階級的野心所帶來的威脅。作為追隨者的大眾，是家父長制成立的前提。大眾神話中神聖化的理想，經常是明君[15]而不是英雄。因此，不論是對自己、或是對臣民，家父長式家產制都必須以臣民福祉保衛者的姿態，來為自己正當化。福利國家是家產制的神話，它的基礎不是自由戰友之間的誠實誓約，而是父子之間權威主義式的關係。[16]國父是家產制國家的理想。所以，家父長制可以扮演特殊社會政策執行者的角色。而且，當執政者有充分的理由，不得不確保大眾的支持的時候，事實上也經常擔任社會政策的推動者。比方近世英國，當斯圖亞特王朝與清教徒市民、半封建望族階層鬥爭的時期，就是如此。William Laud推行基督教社會政策(頁174)的動機，一半是為了教會，一半則是為了家產制。西歐王應該保育其臣民的觀念，是在絕對君主制王權成立之後，才首次出現。但是像這種福利國家的觀念，在亞細亞式國家中則俯拾皆是。中國在漢朝之後，以儒學作為專制君主支配的基礎。專制君主被視為以仁德而非武力來統治的人(君子)。他透過官僚來支配、管理、關心、照顧所有的臣民。關於亞細亞式專制國家還有一個誤解，就是以為在它統治所及的所有角落，其專制體制都是強力而穩固的。實際上專制王權的權力很脆弱，只能維繫很短的期間。[17]它運用宗教、姻親關係、分封的主從關係、官僚制等來確保王權。結果卻同時帶來神官、祭司、豪族、家產官僚等等與王權對抗的勢力。不僅如此，內部的混亂更從外招來遊牧民的入侵，於是王朝崩壞。之後，再度形成新的王朝。所謂諸多亞細亞式國家不斷的崩解與重建，以及永無休止的王朝更替(馬克思)，就是這樣的情形。[18]但是，相對於永無休止的王朝更替，恆久不變的，與其說是亞細亞式農業共同體，還不如說是專制國家的結構本身。關於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並不是(頁175)以原始、停滯的農業共同體為基礎的早期國家，而是在形式上高度完成的集權國家型態，亦即亞細亞式國家所發展出來的官僚制與常備軍的系統。這樣的型態，或由這型態所造成的一連串過程，一再地反覆上演。有人認為，這是因為農業共同體不變，所以專制國家也永續，這樣的說法不正確。真正永續不變的，不是農業共同體，而是在其上扮演統治角色的官僚制、常備軍等國家機構。王朝的更替再怎麼讓人眼花撩亂，基本上都繼承了同樣的體制。就是這樣的統治機構，讓農業共同體永續存在。(頁176)[19]

    六˙因此，我們觀察亞洲出現的專制國家時，應將其視為形式上已完備的廣域國家(帝國)，而非初期的國家型態。(頁177)

    七˙先前我們已經說過，古代中國的專制國家型態，完成於漢王朝。之後中國數度被遊牧民征服，但遊牧民所建立的征服王朝，並沒有破壞國家官僚機構，只是取為己用。一再反覆發生的征服，切斷了國家機構與氏族、部族共同體的紐帶，使它朝向中立發展。第八世紀，由隋王朝開始的官僚選拔考試，也就是所謂的科舉，讓官僚制[20]成為可以服務任何支配者(王朝[21])的獨立機關。儘管不斷的崩壞與重建，王朝永無休止地更替，但除了由蒙古統治的一小段時期以外，官僚制頑強地持續著，直到二十世紀[22]。(180)

    八˙頁228：以世界系統來觀看帝國的時候，我們稱之為「世界―帝國」。至於個別的帝國，我們稱之為世界帝國。

    九˙頁229：帝國的第三個特徵是擁有世界宗教。世界帝國為了統合各個部族國家，需要足以超越個別國家、共同體各自宗教之普遍宗教。羅馬帝國變得巨大的時候，皇帝不得不以基督教(雖然他過去持續迫害教徒)為帝國的基礎。同樣地，當中國帝國的規模擴大到橫跨歐亞，光是憑藉法家思想(秦始皇)或儒家思想(漢武帝)來進行統一，已經不夠。版圖如飛躍般擴充的唐朝，之所以導入佛教，就是為了這個原因。蒙古的世界帝國也引進了佛教與伊斯蘭教。這樣的世界宗教，影響不京日。崇占均畦界帝國也引進了佛教與伊斯蘭教。這樣的世界宗教，影響不限於帝國之內，還滲透到周邊的部族與國家。舉例來說，日本的大和朝廷為了鞏固自己的基礎，需要佛教。因為，就算是小國家，當它的規模包含多數部族的時候，就需要足以超越舊有部族諸神的普遍宗教。再進一步說，世界帝國的神學朝向合理主義、總合性的東西發展，比方阿拉伯的阿維真納(伊本西那)，西歐的湯瑪斯.阿奎那及中國的朱子等。

    十˙頁231：至於東亞細亞的「世界―帝國」，與其說秦或漢，其實應該說是在唐朝才真正形成。

    十一˙頁233：當近代世界系統世界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式的市場覆蓋了全世界，產生了幾個現象：第一、透過國家的力量，圈外被劃入圈內。許多未開化民族被迫文明化，從屬於近代世界系統的周邊部。第二、「世界―帝國」的周邊部，到了「世界―經濟」的階段，仍然停留在周邊部。第三、有極少數的例子，比方日本，原先「世界―帝國」的亞周邊部，到了「世界―經濟」的階段，從半周邊移行到中心。第四、舊「世界―帝國」的核心也被驅逐到周邊部。但是這些具備軍隊與官僚等國家機構的舊「世界―帝國」核心和原來就屬於周邊的地區不同，並不甘心被配置到「世界―經濟」的周邊。[23]

新盧溝橋事件- -柄谷行人的思想精華與不足(脫亞入歐而兩邊都沒學好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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