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有一節是大觀園中的劉姥姥給牆上自鳴鐘嚇了一下。對一個農婦而言這種奢侈品不但沒機會接近，恐怕也沒什麼用處。其實《紅樓夢》中西式的鐘錶出現了幾次，連王熙鳳也是戴錶的。不過對當時興盛的賈家，一如對當時興盛的盛清一樣，那些新鮮有趣裝飾華美的鐘錶，一如西洋玫瑰露、音樂盒一樣，只是供富貴人家賞玩的西洋奇技巧術，與其說實用還不如說裝飾性來的大一些，中國在當時還是過著自己的時間。在《紅樓夢》中那個自鳴鐘出現的用處是來嚇這個農婦的，它表現的是富貴人家跟一般人家的差距，以及西方資源對富貴人家才有意義，是富貴強盛下的點綴，可賞玩但不危險。

然而在晚清一只西式懷錶卻給中國人帶來衝擊。在黃飛鴻系列電影中有一集黃飛鴻跟孫中山扯上關係。其中一段情節是孫中山將一只懷錶交給黃飛鴻，並說中國的前途就在這上面。黃飛鴻系列電影屢屢觸及中西文化的敏感處，不僅是西化的十三姨，對於黃飛鴻，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包括醫術、武術，以及道德仁義，並且以此出名的地方英雄人物，處在晚清變局，面對排山倒海的西方文化、科技、武力衝擊，懦弱無能的官方以及愚蠢迷信的百姓，他究竟要如何力挽狂瀾？早期幾集的黃飛鴻電影一直讓他的主人翁處於這種矛盾之下，即使情節最後還是黃飛鴻用他的武術仁心克敵致勝，片中卻不停的呈現出傳統英雄的焦慮與無力感。這種焦慮豈不跟當時憂時的知識份子如出一轍。

在這集中，孫中山跟十三姨一樣，是一個西化的華人，然而明顯的是男性的孫中山勢必比女性的十三姨更能改變中國。作為一個西化華人，片中的孫中山安全地扮演一個將西方文化傳遞給中國的角色。孫中山不但跟黃飛鴻一樣通曉醫術––––然而是西方醫術，更安全的是他跟滿口洋文的洋奴漢奸不一樣，片中的孫中山不僅「國語」標準，且根本就是傳統中國文人的形像–––––只不過換上西裝。其中暗示的是中國的希望來自中國/傳統(黃飛鴻)與西方/現代(孫中山)的結合？而片中用來當作西方代表的就是一只西式懷錶。

懷錶在這裡除了在器物層面外代表西方的科學技術外，在精神層次上更代表西方的精確與時間觀。對於《紅樓夢》閒散生活的大爺太太們，要求精確的時間還不如用鐘錶來裝飾與顯現與中下階層的身份區別。但對於黃飛鴻、孫中山來說，鐘錶一方面暗示者存亡之機的急迫感，另方面代表精確的、「現代化」的時間在中外競爭上的重要性，而中國唯有藉由拷貝追隨、與複製西方的時間，進入他們的政治文化體系，方可能與之站在平等地位，解救當時的國家危機。

也許沒有那麼急迫，同樣的緊張感也在數十年後的台灣鄉間蔓延。《戀戀風塵》可以說是一部台灣鄉間青年的成長電影，同時也反映了台灣本身的成長––––從鄉間捲入城市、國家。在這部電影中有兩個重要的鐘錶，其一是好幾次火車月台上時鐘的特寫鏡頭，而二是主角還在學校的時候每當考試時常常向爸爸借錶看時間，後來主角到城市工作，爸爸存錢買了錶送給他。

火車在電影裡是個關鍵，本片一開始便是隨著火車進入台灣北部山城的美麗景觀。火車在平靜的鄉間前進，同時也將村中年輕人載到城市找頭路。火車連繫了城市跟鄉村，女主角初上台北在火車站上不知所措，還被都市騙子偷拿行李，而當青年在城市遇到挫折丟車賠錢，搭了火車回鄉下卻又在車站決定不回家：出了車站，就是陌生的城市，就是熟悉的家鄉。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蜿蜒北部山間的鐵路，可以說是把都市化、現代化帶到全島的主要媒介。對於現代化的、公共大眾運輸工具而言，時鐘非常重要。透過時鐘指出精確的時間，大眾運輸工具方可規律運作，並且由這個客觀分割的、共享的精確時間，在分散各地的人群間凝聚其「公性」。

塑造共同體、傳遞現代性重要的關鍵是各種國家機制(institution)。交通是其一，教育也是。昂貴的手錶對身為礦工的父親而言是奢侈品，但在日常生活的作用未必明顯，對李天祿飾演的爺爺而言，更只需要看天色種蕃薯就好了。但是對於主角兒子而言，鐘錶對他顯然有不同意義。除了坐火車以外，限定時間的考試就需要用手錶來提醒。滲透各地的學校以固定作息告訴下一代精確時間的重要性，它們的上下課鐘聲宛如中世紀的教堂。爸爸送給在都市工作的兒子「進口」錶，在都市生活可能更需要手錶。而由鄉村當礦工的爸爸送給都市討生活的兒子昂貴的進口時間，則顯現出代與代之間的差異與傳遞。最後主角的女友在他當兵時(又一個國家機制)被定時工作的城市郵差給搶走，滿懷挫折的青年回到鄉下的家，導演讓我們看到投注濃厚鄉愁的美麗山景，以及讓爺爺告訴他自然的時間運作。

台灣鄉村青年進入都市受到挫折，純樸的女友跟人跑了。香港已婚上班族女郎則在工作之餘情意/情慾暗自流動轉弄。《花樣年華》中有一個很大的鐘，掛在女主角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個西門子的白色時鐘，標準工作場合掛的那種，沒有多餘的裝飾，時間清晰(想必)準確。好幾次我們看到畫面上鐘面佔了大部分，步步移動的指針在擁擠忙碌的六零年代香港帶來更大壓迫感。工作場合，身為老闆秘書當然分秒必爭。但是在壓迫人的鐘面之下，女主角在空檔悠悠的與男主角說電話、約時間、談感情，親密狎邪卻又遙遠生疏的聲音從鐘面後傳出。比起前幾部電影，時鐘佔據了前所未有的大畫面，告訴觀者在忙碌擁擠的現代工商社會，在一個高度西化的東亞殖民城市中，時間是如此無所不在，甚至在醞釀偷情之際。

王家衛的電影屢屢會用許多細節帶來意外之趣，尤其是時間與空間上。或者說他的電影留下很多詮釋的空間，讓觀者可以自由想像。《春光乍洩》利用在香港與阿根廷在地球上的對蹠，在異鄉中插入上下顛倒的香港繁華市景。這部被一些影評人認為隱含政治奇趣的電影，背景是97大限之際。等待著97，一個魔術時刻來臨之際，第一句話，也屢屢重複提及的話是「讓我們從頭來過」。片中哪裡有時鐘呢？在本片中末時，新年要到了，先是布宜諾艾利斯廣場上的一個鐘快速移動，接著響起Happy New Year的配樂。而新年，不正是從頭開始嗎?影評人寫到梁朝偉片中的角色流浪異鄉，且而父親疏離，暗示著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新年之際，好幾年沒跟父親講話的梁竟然打電話給爸爸，卻又說不出什麼話。在一個從頭開始的時機，流浪之子面對母國仍是充滿矛盾?在此容我更無厘頭的想像(無厘頭這詞正來自香港)，如果梁與父親的關係暗示中國與香港，不妨說他們這對流落異鄉的情侶代表香港兩個面。人盡可夫、到處與外國人廝混的張國榮，護照被梁朝偉扣押，無法回國；想與父親對話的梁朝偉，卻又無法與之溝通。代表華洋的兩面搏鬥吵架，卻又難以割捨；而其之所以「回不去了」，矛盾的根源便在其身份：他們是無君無父的同性戀，根本上就是不能被定位的queer，註定要跟父親有矛盾。這麼多男人、父親，那女人呢？被導演剪掉了。

政治/情慾身份的認同在等待一個即將來臨、並預計帶來重大轉變的時刻，
無論是新年還是九七。最後梁朝偉到台灣旅行，在下榻的飯店聽到鄧小平死掉的消息，更凸顯「神奇時刻」在本片的象徵性。那台灣對梁朝偉有什麼意義呢？比起不可見的君父，台灣跟代表他的張震，自由來去，但跟男主角關係還是頗曖昧的。

97之後，進入二十一世紀，鐘錶/時間在全球化的網路社會下還能有什麼意
義呢？在此期待蔡明亮橫跨中法的《你那邊幾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