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18 01:02:32紅白藍
誰在唱衰公共媒體制度？
郭力昕（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講師）
原刊於2004.06.12《中國時報》
新聞局長林佳龍近日披露了將台華視納入「公共廣電集團」的規劃方向，受到許多媒體輿論、社會大眾和關心媒體改革者相當的肯定與支持。這項政策有其進步性，但茲事體大，需要各領域人士的持續監督、討論，使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媒體改革工程，能夠以嚴謹、務實的方式，落實下來。
一周以來，各方的反應不一。具有建設性態度的媒體，例如《台灣立報》、《台灣日報》，以及尤其是中國時報系的幾份報紙（中時、中晚、工商），分別在其報導、大小社論、專稿與讀者投書意見裡，或肯定此政策的意義與對台灣媒體生態的正面價值，或理性分析、提問規劃時必須注意的問題與顧慮。立法院國、親、民幾個黨團的代表性立委，也能夠超越黨派利益地肯定此政策的大方向，並且在這個前提上，嚴格的審查未來此公視集團的人事獨立與財務規劃。據昨日報導，親民黨李永萍委員更前瞻的指出，即將改選的公視董事會，因為將處理未來六家電視台的營運與相關事務，因此行政院提名新董事人選時，必須強調專業取向，「不應只是德高望重而沒有處理問題的能力」。這是極有洞見的提法。
相對於這些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回應言論，我也看到一些來自其他立委、學者或媒體人的反對意見。有些人只會鸚鵡般重複不知自己還活在哪個年代的台詞，說公共化就會政府化、「綠」化（如國民黨黃德福委員、台聯程振隆委員等），渾然不知民進黨內盼望能將台華視釋股給親綠財團的人，多麼歡迎這種把事情剛好弄反的無知言論。有些人則說讓市場機制與收視率來決定「公共利益」的意義（如梁定澎教授、楊志弘教授等）；這等於是說，因為剝削許純美或嗜血新聞之類的節目有收視率，因此它是我們「公共利益」之所在。有些記者或媒體人說這項規劃是「錢坑法案」、「反國際潮流」，但是他們連基本資料都不看，或引述一些完全錯誤的國內外資料，就敢自我正義地胡亂評論或冷嘲熱諷。
反對者徹底懷疑台灣沒有出現公共媒體的條件，這種失敗主義論述並不陌生。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因為品質不好，帶來階段性的社會混亂與失序，因此有人就懷念戒嚴時期的強人政治，希望回到過去；教改的規劃與實踐中出現許多問題，因此許多家長老師希望恢復聯考。依此邏輯，則最好將我們的政府交給白宮，將媒體交給好萊塢，那就一切都「安全」了，不會再擔心「失敗」的問題了。
然而，我要借用這些懷疑論者的精神，想一想他們拚命阻礙台灣出現符合廣大公民利益的反動言論，到底只是單純的因為無知、愚蠢，或令人尊敬地將媒體自由市場機制當作聖經般的信奉；或者，他們其中有人其實既不單純也不愚蠢，而是一些腦筋清楚地盤算如何護衛其既得利益與優勢的現實主義者。換句話說，我們得要開始問，這些人長期以來，是在替想買台華視的財團利益關說護航嗎？是在為自己早已站不住腳的學術政治思惟，造一塊不會滅頂的浮木嗎？或是擔心其躲在媒體裡的絕對權力，因為公共媒介的出現而將被稀釋或被挑戰，以致產生某種言論霸權要被收束的「被閹割焦慮症」？
無論為何，我奉勸行政院與總統府，在面對這項媒體大業的規劃案時，要確實的了解到廣大人民的不滿與期待是什麼，不可讓這些看不得台灣社會進步的少數代言者或代議者，其言論卻常被不當放大的反動論述所惑。執政者要有領導國家往進步方向的視野、決心與責任意識，無論多麼困難。否則我們要一個政府幹什麼？
原刊於2004.06.12《中國時報》
新聞局長林佳龍近日披露了將台華視納入「公共廣電集團」的規劃方向，受到許多媒體輿論、社會大眾和關心媒體改革者相當的肯定與支持。這項政策有其進步性，但茲事體大，需要各領域人士的持續監督、討論，使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媒體改革工程，能夠以嚴謹、務實的方式，落實下來。
一周以來，各方的反應不一。具有建設性態度的媒體，例如《台灣立報》、《台灣日報》，以及尤其是中國時報系的幾份報紙（中時、中晚、工商），分別在其報導、大小社論、專稿與讀者投書意見裡，或肯定此政策的意義與對台灣媒體生態的正面價值，或理性分析、提問規劃時必須注意的問題與顧慮。立法院國、親、民幾個黨團的代表性立委，也能夠超越黨派利益地肯定此政策的大方向，並且在這個前提上，嚴格的審查未來此公視集團的人事獨立與財務規劃。據昨日報導，親民黨李永萍委員更前瞻的指出，即將改選的公視董事會，因為將處理未來六家電視台的營運與相關事務，因此行政院提名新董事人選時，必須強調專業取向，「不應只是德高望重而沒有處理問題的能力」。這是極有洞見的提法。
相對於這些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回應言論，我也看到一些來自其他立委、學者或媒體人的反對意見。有些人只會鸚鵡般重複不知自己還活在哪個年代的台詞，說公共化就會政府化、「綠」化（如國民黨黃德福委員、台聯程振隆委員等），渾然不知民進黨內盼望能將台華視釋股給親綠財團的人，多麼歡迎這種把事情剛好弄反的無知言論。有些人則說讓市場機制與收視率來決定「公共利益」的意義（如梁定澎教授、楊志弘教授等）；這等於是說，因為剝削許純美或嗜血新聞之類的節目有收視率，因此它是我們「公共利益」之所在。有些記者或媒體人說這項規劃是「錢坑法案」、「反國際潮流」，但是他們連基本資料都不看，或引述一些完全錯誤的國內外資料，就敢自我正義地胡亂評論或冷嘲熱諷。
反對者徹底懷疑台灣沒有出現公共媒體的條件，這種失敗主義論述並不陌生。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裡，因為品質不好，帶來階段性的社會混亂與失序，因此有人就懷念戒嚴時期的強人政治，希望回到過去；教改的規劃與實踐中出現許多問題，因此許多家長老師希望恢復聯考。依此邏輯，則最好將我們的政府交給白宮，將媒體交給好萊塢，那就一切都「安全」了，不會再擔心「失敗」的問題了。
然而，我要借用這些懷疑論者的精神，想一想他們拚命阻礙台灣出現符合廣大公民利益的反動言論，到底只是單純的因為無知、愚蠢，或令人尊敬地將媒體自由市場機制當作聖經般的信奉；或者，他們其中有人其實既不單純也不愚蠢，而是一些腦筋清楚地盤算如何護衛其既得利益與優勢的現實主義者。換句話說，我們得要開始問，這些人長期以來，是在替想買台華視的財團利益關說護航嗎？是在為自己早已站不住腳的學術政治思惟，造一塊不會滅頂的浮木嗎？或是擔心其躲在媒體裡的絕對權力，因為公共媒介的出現而將被稀釋或被挑戰，以致產生某種言論霸權要被收束的「被閹割焦慮症」？
無論為何，我奉勸行政院與總統府，在面對這項媒體大業的規劃案時，要確實的了解到廣大人民的不滿與期待是什麼，不可讓這些看不得台灣社會進步的少數代言者或代議者，其言論卻常被不當放大的反動論述所惑。執政者要有領導國家往進步方向的視野、決心與責任意識，無論多麼困難。否則我們要一個政府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