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路竹會網站:http://www.taiwanroot.org/newtaiwanroot/a-information/information_index.htm

第一夫人吳淑珍坐著輪椅把台灣帶到世界，終於突破中共的外交封鎖。台灣在金錢外交等經濟援助陷入窘境時，必須思考其他的突破模式。吳淑珍的柔性策略是其一，政治中立、無國界的國際醫療援助，更成為台灣向世界叩門的另類方式。現在，一個發自台灣公民社會的非政府力量，正蓄勢待發，台灣醫界已多方起動，各項醫療援助正穿越國界，陸續把「台灣」這個陌生的名字，帶進貧窮的第三世界。

坦白說，國際醫療等人道服務未必就能突破政治上的障礙，世界需要救援的國家又多半只歡迎金錢，更阻止政治力量進入，然而唯一例外對待的，只有醫療人員，因此國際醫療仍不失為努力的方向。但國際醫療救援涉及複雜的文化衝擊，更對傳統「義診」觀念形成嚴厲挑戰，台灣醫療專業者亦須自我提升，以避免因錯誤的援助，造成另一種災難。 第三世界 最直接的援助 在第三世界國家中，醫療是提供援助最直接的方式，在各式人道救援中，必然包含醫療項目。

從紅十字會展開各項國際醫療救援開始，西方非政府組織的醫療救援團體發展迅速，再加上發達的網路科技，國際救援行動甚至可以在數小時內起動。台灣的國際救援組織近年來亦呈快速成長趨勢，除了佛教慈濟、基督教馬偕與各地教會醫院展開的救援行動外，包括「路竹會」、「國際醫療行動協會」、「台灣國際醫學聯盟」等非宗教、非政府組織亦在萌芽發展中，現在就連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界醫生組織」（MSF），也考慮來台灣設立分會。

「路竹會」以提供醫療服務做先鋒，剛結束在無邦交國秘魯亞馬遜流域的義診服務；「國際醫療行動協會」剛從尼泊爾與南印度完成探路研究，將做為日後援助的依據；而「台灣國際醫學聯盟」最近也將派人前往馬來西亞參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煙害防治會議，以期在國際會議時建立台灣人脈。 國際醫療已普遍被認為是提升台灣的極佳方式。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系副教授徐祥明以熱情的口氣談起慈濟多年從事國際醫療的經驗；一九九四年時非洲盧安達境內發生種族大屠殺，全國四百八十萬人向四方逃散，其中有些逃到靠近剛果共和國邊界，立即引發霍亂，每天約有二千人死亡，推土機無情地把屍體推向山溝，盧安達立刻成為國際緊急救援的焦點。 在盧安達 台灣列入記載 徐祥明說，當時外交部有意捐助二百萬美金，卻因政治敏感遭到拒絕，但慈濟醫師黃英偉卻在歐洲號召三十幾名國際志工，在法國「世界醫生組織」（MDM）的協助下，搭上聯合國飛機抵達盧安達，一些黃面孔、黃皮膚的台灣人很快架起廿六個帳棚接受掛號與門診住院，並提供霍亂、瘧疾、痢疾等救援。後來在世界提及這場可貴的人類援助時，「台灣」兩字已經列入記載。

在基督教方面，屏東基督教醫院在泰緬金三角從事醫療救援已有九年的時間，來自台灣的醫生與護士在這裡與人民一起生活，已在當地籌建各兩百床的醫院兩所，並協助訓練在地的十餘名醫生及百餘名護士，當地醫療體系因此逐步成形。在這金三角戰區與毒品區的敏感地帶，西方人很難進入，台灣人以華人身分進入，只求默默做事，並不是很願意對外曝光。 多年來台灣的國際醫療救援先是由宗教打前鋒，卻未必有外交考量；現在開始有更多非宗教力量參與，也不是「外交第一」的目的論，但是卻是台灣以民間力量參與國際的可行方式。而自一九九九年馬其頓發生戰亂後，更是台灣首次參與國際災難救援的開始。

路竹會、國防部軍醫、衛生署團隊均曾快速進駐，與國際救援組織共同參與救援。 國際醫療有兩種主要的支援模式；其一是當戰爭、天災等急難發生、人口大量死亡時，世界許多國際救援組織會很快動員，盧安達的案例便是如此；另外一種則是在發展中國家，雖然沒有內亂與天然災害，卻發生貧困現象時，國際救援團體便會提供長期性的援助，甚至是開發水源、鑿廁所等非醫療事務。 雖無邦交 卻是後援重點 國際醫療的發展趨勢自然與台灣長期被拒絕參與「國際衛生組織」（WHO）息息相關，政府也已意識到國際醫療服務的重要性，近幾年外交部透過「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非洲邦交國馬拉威、聖多美普林西比、查德、布吉納法索等成立四個醫療團。台灣第一位駐非洲衛生外交專員陳志成認為，在邦交國設立醫療團以鞏固外交固然是外交部立場，但醫療本身就有濃厚的人道性質，醫療無國界，更是基本人權，不管有沒有邦交，都有其價值。 但在民間非政府組織間，國際醫療的救援對象未必與外交部的目標吻合。尼泊爾雖被外交部列為不友善國家，但台灣不少團體都曾到尼泊爾從事國際救援。

尼泊爾內政部長曾向台灣救援團體表示，尼泊爾只是存在中國與印度兩顆大石頭中的一粒蛋，非政治性的醫療援助卻讓他們感受到來自台灣的關懷。「國際醫療行動協會」理事長陳厚全也指出，尼泊爾並不是外交部的外交重點，但尼泊爾王室在去年發生滅門血案後，整個國家就一直處在不穩定狀態，反而最需要援助。 了解民俗 以免觸犯忌諱 榮總毒物中心主任鄧昭芳談到，只要國際醫療做得好，就會被國際社會接受，因此台灣一定要做發展型方案，例如，現在全世界尚有二、三十萬人冤死於破傷風，始終缺乏藥劑；越南每年有四、五萬人被毒蛇咬傷，卻只有不到一千人可以接受治療，這些都是台灣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方案。

但是，很多援外方案經費是來自政府，當政府帶著外交目的進行國際醫療時，不一定會支持這些方案。 然而，國際醫療固然以善意出發，但不當的醫療援助卻是另一種災難，西方國家曾經發生許多錯誤的經驗。擁有十一年國際醫療經驗的法籍白希和指出，有很多歐洲組織在非洲大量提供協助，到後來非洲當地人常問的一句話是：「你帶了多少錢來？」如果帶的錢不夠多，他們還會要你回去。白希和說，受援者眼中常常只看到錢，因此若不多了解當地狀況，提供適當協助，將很難達成救援的目的。 此外，值得檢討的是，台灣民間有許多團體直到現在依然採取免費巡迴義診的做法，這些團體到無邦交國家等偏遠地區，固然帶有拓荒者精神，但也留下不少爭議。台灣醫生看病後都會給藥，與國外醫療團體簡單用藥的做法不同；台灣醫生看診時常要求驗血，但因第三世界人民對抽血有的非常忌諱，其他國際組織在不得已要抽血時，都是用抽血針抽出一滴血，用一個蓋玻片蓋住，然後在太陽下以顏色比對即可，絕不能把醫院的做法直接帶出來。 義診模式 缺乏發展前景 曾經研習醫事人類學的慈濟醫師張燕娣指出，從事國際醫療時一定要了解當地人如何看待疾病，他們對藥丸的顏色很敏感；有些文化甚至認為生病是走倒楣運；有的地區孕婦在生產完後絕不能吃蛋，這時不知情的醫生如果還提出補充蛋白質的建議，恐怕會被轟出去。 不可否認的，長期與定點式的醫療救援容易失去新鮮感，巡迴義診就較容易號召參與者，但卻缺乏永續發展前景。

就以國內義診來說，一些山地部落的明星地點經常會有不同醫療團隊前來義診，民眾貪圖免費藥物，就等著義診拿藥，卻可能每次都要面對不同醫生開的不同處方，長期下來，對病人未必有好處，而有心到偏遠地區開業醫師也因此無法生存。 到第三世界國家義診的情況也是一樣；台灣已有多次國際醫療的經驗，但免費型的義診來去匆忙，很可能破壞當地建立不易的醫療系統，病人不再信任本土的醫生；同時，免費藥物也可能衝擊當地藥品市場。而提供義診者無法知道內用、外用藥物是否被正確使用？也不知道拿回去的藥是不是給軍人搶走了？ 路竹會會長劉啟群表示，他明白義診是杯水車薪，甚至只是滿足義診者的虛榮心，然而在當地政府與宗教力量都無能為力時，大家只是想盡點力。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林德昌則認為，現在台灣提供的援助多半較缺乏後續發展，如果兩者能夠結合，必然可與受援國建立更長久的關係。 在世界上，少有其他國家像台灣一樣面臨被國際拒絕的困境，雖然醫護人員深深了解醫療仍是人道救援的最初與最終目的，但在內心仍然無法抹去把台灣帶出去的責任。

法國人白希和表示，台灣若能提升專業知識，當在發展中國家執行計畫時，其專業能力很自然會受到國際組織的認可，便可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產生平行的聯絡，目前台灣非政府組織的使命便在此。 組織多元 官方切勿統整 如今，以經濟援助為主的外交決策在走入瓶頸後，國際醫療的實質參與或可成為台灣參與國際的另一切入點。但即使心情再急切，台灣非政府組織也不能為了經費處處迎合政府，而缺乏獨立思考。政府單位也應聽任各組織自由發展，讓援外方式多元化，千萬不要演變成官方的統整行動。 在亞洲泰緬邊界與非洲第三世界國家，都是救援組織駐紮的重點，很多人都是在實際從事國際醫療後，對自己的生命產生重大衝擊。徐祥明說，救援現場會讓人感動，讓人發抖，以前台灣人為賺錢衝刺，現在則會關心普世的人生價值。讓人心慰的是，當衣索匹亞管理水源計畫成功時，在地人們高聲喊出的，就是「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