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看過一部電影，在上海的背景裡，裡面有好多猶太人，原來就是這個故事。

摩西教堂




教民做禮拜的椅子


俯瞰教堂

 教堂設計圖，由設計者的女兒于2007年捐贈

貴賓捐贈禮品


二樓會議廳

帶有猶太教標誌的大門


 
前以色列總理拉賓的題詞
“上海猶太人”
　　二戰時期，由於納粹反猶狂潮，世界上不少國家對猶太難民關上大門，無需簽證即可進入的上海，成為猶太難民的逃生地。
　　從1933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其總

人數達4萬，他們與同樣受日本人欺壓的中國人一起生活，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他們被稱為“上海猶太人”。
　　除了其中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國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仍有25000名左右猶太難民把上海當做他們的避居地，僅這一個數字就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
　　2005年7月3日，歐文•格林勃格(IrvingGreenberg，下文及訪談中簡稱歐文)來到上海虹口區的摩西教堂已經是傍晚5點。
　　他頭上潔淨的藍色小圓帽立即引起路人注意。
　　“猶太人。”有人小聲說。一些卷著褲腿或是穿著睡衣的中年男女在路邊好奇地看著他。
　　一個穿著背心在路邊乘涼的老年人走上前，用德語和他打招呼。交談中，歐文知道，1941年，這兒曾有一家猶太人開的理髮店，那個老者當時就在理髮店做學徒，學會了德語。
　　1941年前後，有近2萬名猶太人擁擠在這片狹小的區域內生活。作為美國猶太紀念館的主席，歐文來上海想看看猶太人曾經在這裡生活的痕跡。他很好奇，那些同他一樣是藍眼睛白皮膚的歐洲人是如何在這片市井中燃煤球爐、倒馬桶的。
　　可是歐文現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座摩西教堂，和一群好奇的男男女女。
　　教堂現在成了猶太難民在上海的紀念館。引起歐文興趣的是在這裡的一位老講解員。他叫王發良，85歲，他目睹了猶太人在這座教堂中避難，做禮拜，並在這片土地上艱難地延續著生命。
　　“那時候全世界都在排猶啊。上海整個城市接納了4萬多猶太難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和印度所接納的猶太難民的總和還要多。”王發良說。
　　而據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猶太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述笑研究，從1933年到1941年，就先後接納了3萬多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
　　除數千人經上海去了第三國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仍有大約2.5萬猶太難民在上海棲身。
　　到上海去
　　王發良以前住在唐山路818弄———源福裡，“這是一條出了名的猶太弄堂。”它是典型的上海弄堂，逼仄、潮濕。天氣好的時候，一竿竿衣物、被單從各個窗戶裡伸出，竹竿的頭幾乎抵到對面的牆。房子和房子間擠得透不過氣。
　　弄堂現在住了近兩百戶人家。“以前不是這樣。我搬進來時，這裡住的都是猶太人，一共才99戶。”虹口區在當時屬於公共租界，除了10萬名中國人居住在這兒，還有許多日本人和印度巡捕混雜在這塊土地上。1937年之前，在王發良的生活中很少能見到歐洲人。直到戰爭來臨。
　　“打仗了，飛機聲、炮聲一直在耳邊響。”匯山碼頭離王發良住的地方很近，那兒曾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的主戰場之一。王發良一家隨即逃離虹口。
　　他們重新回來的時候，虹口的一切已經不一樣了。
　　街上空空蕩蕩，滿地是瓦礫、砸爛的箱子、碎了的玻璃。逃難的人陸續回來，安頓下來。
　　有一天，王發良忽然發現難民中有些人很特殊，他們鼻子高、眼睛藍、皮膚很白，一些人手上拎著一隻舊皮箱。“之後這樣的人源源不斷地出現在這片區域。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猶太難民。”大批猶太難民湧入上海是在1938年。那年的11月，德國在經歷了著名的水晶之夜後，開始對600萬猶太人進行隔離和捕殺。猶太人倉皇出逃。
　　海倫•希爾森拉德，一個猶太難民，在他的回憶錄裡記下了這樣一段對話：“到上海去！……幹嗎到東方去？”“上星期，我差點尋了短見。只是聽說到上海很容易，我這才沒死。”“當時，歐洲各國的門戶對他們都關閉了。一是迫於希特勒政府的壓力，二是因為在他們的文化中對這些居無定所的猶太人也素無好感。”王健是上海社科院猶太研究所的副主任。他對於在上海的猶太難民一直很感興趣。
　　由於戰亂，上海在1937年8月13日之後，處於一個簽證失控的狀態。只要有一張登陸許可證，就可以進入上海。曾經有一個猶太人告訴王健，上海對他們來說就像一個奇跡，“是上帝為我們打開了一個逃生的空間”。
　　中國“辛德勒”
　　在虹口區的摩西教堂，王發良時常會對來訪者講起何鳳山（下圖右下角）的故事。

　這是一個不為人熟知的名字，但他和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的主人公同樣有著冒著危險救助猶太人的義舉。
　　在任國民政府駐奧地利總領事期間，何鳳山為奧地利的猶太難民發放了數千張“生命簽證”，使他們逃離了納粹魔掌。何鳳山也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
　　“在猶太難民在上海的歷史研究中，何鳳山一直被忽視。”上海社科院猶太研究所副主任王健說。原因是，當時來上海不需要簽證，但實際上，猶太人在當時離開奧地利卻必須要有簽證。中國領事館的“簽證”雖是名義上的，但卻等於他們逃離死神的護身符。
　　1938年3月，希特勒的軍隊吞併了奧地利，當時奧地利的猶太人口居歐洲第三位，而90%的猶太人又居住在首都維也納。兩個月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將奧地利大使館降為總領事館，年僅37歲的何鳳山被任命為總領事。
　　何鳳山在後來的回憶錄中寫到：街頭每天都在上演著殘殺的悲劇。甚至一些在奧地利有著很高社會地位的猶太人，也難以逃脫被迫害的命運。
　　何鳳山決定採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救人———只要有猶太人提出申請，就向他們發放前往中國的簽證。
　　17歲的猶太青年艾瑞克•歌德斯德堡，在數月內奔走了50多個外國領事館，都失望而歸。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向中國領事館申請簽證，何鳳山給艾瑞克簽發了20份前往上海的簽證。消息傳開，中國領事館門前排起了等候簽證的長龍。
　　一名已被關進集中營的猶太人摩裡斯•格羅斯費爾德，在妻子拿到全家去上海的簽證後得以釋放，一家人平安來到上海，逃過劫難。
　　王健說，當時國民政府和納粹政府關係比較好，他們雙方都給何鳳山施加壓力，要其停止發放簽證，甚至威脅要撤他的職。當地政府還到其住宅去脅迫他。但他依然頂著諸多壓力，發放了大量生命簽證。
　　從1938年就任駐維也納總領事至1940年5月離開，何鳳山到底簽發了多少張“生命簽證”，至今仍是個謎。但據一些檔案資料估算，平均每月500多個，有時達900個。
　　2004年2月19日，以色列“茲瓦特迪克”基金會專門向已故的何鳳山頒發“國際義人”獎，表彰他救助數千猶太人的義舉。
　　何鳳山是第三位獲得“國際義人”獎的中國人，他已於1997年辭世。第一位獲得“國際義人”獎的中國人是潘均順(音譯)，曾於1941年在烏克蘭救助猶太人，1989年獲得此獎。
　　當時新華社駐耶路撒冷記者劉洪見證了頒獎現場。一位倖存者引用哲人的話稱頌何鳳山：“有些人雖然早已不在人間，但他們的光輝仍然照亮世界。這些人是月黑之夜的星光，為人類照亮了前程。”
　　奇跡般的生存
　　勞埃德•特雷斯蒂諾號郵輪一次次從義大利駛來，停泊在黃浦江邊，每次卸下數百名無助的歐洲難民。
　　1938年，猶太人以每月1000人的流量湧入上海。
　　他們一點都不瞭解這個城市，包括這裡的氣候。
　　他們在潮濕的天氣裡，穿著不合時宜的厚大衣，他們要從6000件行李中找到自己的那一份。等走出碼頭時，渾身已是汗水淋漓。
　　起初來滬的難民離開歐洲還被允許隨身帶些錢，在救濟委員會的幫助下，有些人還能住進景色美麗的法租界。可是從1939年起，到達上海的猶太人就身無分文了。
　　現居奧地利的喬治•賴尼希就是在那年來到上海的。他們先是被安排在蘇州河邊上的河濱大廈，之後被轉移到虹口區的難民所。那些人也就是王發良所看到落魄的藍眼睛的外國人。
　　如果不是長期居住在上海的猶太人迅速組織起援助歐洲來滬難民委員會，那些來到上海的難民將會成百上千地死去。王健說，當時猶太人在上海的勢力很大，遠東第一首富維克多•沙遜爵士在上海的影響力能直達政府層面。上海猶太人大量財力的直接資助，使得委員會能順利運作，從而幫助了大批難民在上海生存下來。
　　“那時候，上海人都知道沙遜，虹口區的好多房產都歸沙遜所有。”王發良眼看著周圍那些學校、倉庫和兵營被匆忙地改建成收容所。
　　但是那些收容所簡陋不堪，每個收容所要容納300至600名難民，男歸男、女歸女分住不同的宿舍，最大的一間屋子住著150人。
　　賴尼希下了船後，馬上就感受到了收容所的愁苦氣氛。他被領到一所“移民之家”。他爬上陡直的樓梯，走進一條長長的過道，“過道陰暗憂鬱，仿佛是惡夢中見到的那種，看來似乎沒有盡頭。”賴尼希又被領進臥室。女人和孩子往左走，男人進右邊一間。“沒有床，只有一種木架，上面鋪著白布，供人睡覺。”房間裡沒有桌子、椅子，牆上連掛衣服的釘子都沒有。賴尼希想從包裹裡取出幾件生活必需品，卻發現根本沒地方放。
　　委員會辦起了許多臨時廚房，“在蘇州河邊上有一個，我們家附近的長陽路上也有一個。”王發良看到，每到用餐時，臨時廚房外就會排上幾百人的難民。賴尼希說，“由於人多，每頓飯要分3批吃。通常要等上一二個小時才能吃到飯。”
　　由於難民人數日益增多，委員會抽出一部分人專門在世界各地進行籌款，另一批人則在上海快速地建立起一個猶太社區，比如在收容所開辦職業培訓中心，提高難民的生存能力；幫助難民們修復被毀壞的街道。
　　有一段時間，王發良每天都能看到那些外國建築師、外國泥瓦匠在街邊的廢墟中進進出出。然後，就有歐式住房和商店像變戲法似的出現在他的視野裡。“整個區域的外觀被改建得讓人覺得陌生。”王發良的印象中，在舟山路和長陽路的交匯處，當時有維也納咖啡館、歐式的街道，能提供巧克力和霜淇淋的牛奶房。這裡曾被稱為“小維也納”。
　　一些有資本的難民建立了小型工廠，出產肥皂、蠟燭、編織品、皮革製品等產品。王發良至今還記得那些具有歐洲風格的食品，“有臘腸、糖果、軟飲料”。
　　賴尼希的家人也開起了個小皮包加工廠，生活逐步穩定下來。“我們猶太人都奇跡般地生存下來了。這與中國人的善良與友愛有關。”
　　日本人的“河豚魚”陰謀
　　在八一三抗戰之後，日本已基本控制了上海的局勢。雖然與德國、義大利一同並稱為“軸心國”，但日本政府對於大量猶太難民湧入上海始終抱著一種曖昧的態度。
　　“當時的日本政府很矛盾，他們在盤算著自己的利益。”王健說，日本希望能利用猶太人的經濟實力來建設被他們佔領的中國。
　　日本海軍陸戰隊的犬塚大佐負責所有的猶太人事務。他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上海的猶太人，尤其是沙遜，在上海有資金有產業，而我國可能需要巨額資金來開發中國，因此重要的是仔細研究，我們怎樣利用猶太人和利用到什麼地步。”所以，當蘿拉•馬戈利斯從美國來到上海後，受到犬塚大佐有禮貌的接待。馬戈利斯是由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派遣到上海，來幫助猶太難民的，並來瞭解委員會的應急資金被凍結的情況。
　　1940年，虹口的難民資金和糧食都到了緊缺的邊緣，伙食已由每天2餐改為1餐。犬塚大佐熱情地答應了去調查資金凍結的事，並同意放行紅十字會為難民提供的5000袋麵粉。
　　“他們希望利用猶太人來影響美國，推進與美國的合作。”當時上海俄羅斯猶太人社區主席托帕茲認識到了日本政府還有更深遠的企圖。
　　犬塚大佐的同僚安江在一次演講中也表示出了日本這方面的想法：“猶太人受到日本和‘滿洲國’的保護，他們應對這兩個國家的利益做出貢獻。並且要對全世界的猶太人灌輸這種教育。我們的理想是，利用滿洲的猶太人來影響遠東的全體猶太人致身於日本的事業。而遠東的猶太人反過來又將影響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猶太人，尤其是美國的猶太人。”“在當時，這被稱之為河豚魚計畫。一項甜美而危險的計畫。”王健說，日本對猶太人的態度一直處於想要接近又不敢接近的境地。直到1941年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向美國宣戰後，上海這個自由港才被完全關閉。
　　他們幾乎被集體處死
　　在虹口的猶太人收容所裡，賴尼希最大的樂趣就是打聽小道消息。1942年，在賴尼希和他的朋友中流傳著一條可怕的謠言，上海的猶太人將被集體處死，而且崇明島上正在修建一座集中營。
　　謠言與一個被稱為“華沙屠夫”的人到來有關。1942年7月，負責日本、中國和“滿洲國”事務的納粹蓋世太保頭目梅辛格來到上海。他向日本佔領當局提出了屠殺猶太人的“上海最後解決方案”。
　　梅辛格給出三條建議：一、在9月猶太人新年到來時，將他們都抓起來，剝光衣服，趕上船，讓他們和船一起沉沒在汪洋大海中。二、驅使他們去江河湖海邊挖鹽，給他們最少的食物，然後慢慢餓死。三、將他們關到崇明島的集中營裡，做醫學研究。
　　迫於德國的壓力，日本決定將自1937年之後抵達上海的猶太人圈禁在一個隔離區裡。這是一個6平方公里的區域，由約40個方塊形街區組成。
　　猶太人必須放棄自己的舒適公寓，來換取隔離區裡的狹小住房。他們進出隔離區時，衣領上要求佩戴一種紅色或藍色的金屬徽章，上面印有“通”字。
　　“尤其可怕的是我們在申請通行證時，要面對一個精神變態的瘋子。”這個瘋子叫合屋，是一個負責發放簽證的日本兵。合屋身材矮小，就把個子高的賴尼希從隊伍中挑出來耍威風，他跳到辦公桌上，左右開弓扇賴尼希的耳光。
　　王發良也住在隔離區，“好多中國人都不願意搬走，畢竟住久了。而且中國人是可以自由進出的。”日本人在隔離區裡實行一種中國的古老的管理制度———保甲制。
　　他們將年齡在20歲至45歲的猶太男性編入名冊，讓他們輪流執勤，自行管理。
　　由於人手不夠，中國人也偶爾會授命擔任1天保甲。王發良就曾在街上執勤過，檢查來往的猶太人是否有通行證。王發良執行任務時，常對猶太人較為通融。
　　以色列的“上海居民區”
　　1943年下半年開始，隔離區裡難民的生活日益變得窘迫，難民們不知道救濟計畫已瀕於破產，籌款也日漸困難。
　　王發良去上班的途中，開始看到有猶太難民在沿街乞討，“這在最初的時候是不可能的。”還有些人為弄幾文錢買乾酪，去中國人的磨坊裡推磨。有難民婦女去登記賣淫，還有猶太母親賣掉自己的新生嬰兒。
　　在王發良的隔壁住著一對猶太老夫妻，帶著一個孫女。由於家境貧困，他們家很少點燈。當時王發良在美孚公司裡做事，他時常會拿些煤油接濟他們。“雖然這樣，我們依舊很少說話。但有一次對話讓我印象非常深。”那位60多歲的猶太老先生問王發良，“What is the mightest strength in the world？(什麼東西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王發良愣了一下，“Is nature？(自然界？)”他得到的答案是，“Nothing.”王發良說，他到現在才明白，這是一個難民對權力世界的感慨。
　　1945年，日本戰敗。9月3日，隔離區撤銷。猶太難民恢復自由。
　　猶太難民開始如同潮水一樣從上海退去。他們將在上海的資產紛紛出售。1946年，王發良買下了猶太人在818弄裡的一棟房子。他是搬進這條弄堂裡的第四戶中國人。隨後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搬了進來。
　　直到1960年，上海的4萬多猶太人幾乎退盡。這段傳奇也像夢一樣，從上海飄散開去。
　　但離開上海的猶太難民並沒有忘記這個東方家園。
　　他們稱自己為“上海猶太人”。
　　一部分猶太難民回到以色列後，特地在特拉維夫市郊建了一座房子，名字就叫“上海居民區”。
　　對話　猶太人永遠記住曾經的上海傳奇
　　新京報：怎麼會想到來上海參觀摩西教堂舊址？
　　歐文：在我們的紀念館裡做過關於猶太人避難的展覽。
　　這是個長久性的展覽，將一直在館內存放。其中就提到猶太難民在上海的經歷。我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政府委派的紀念館的主席，一定要來親眼看看這段歷史，這對我非常重要。
　　新京報：參觀之後，對這段歷史有什麼新的認識？
　　歐文：看到中國人和猶太人曾一起生活的地方後真的讓人很感動。這是最直接的反應。猶太人和上海人在命運深處有很強的共鳴。
　　新京報：現在在猶太人中間是否都知道猶太難民曾經在上海避難的那段歷史？
　　歐文：都知道有這事。但不清楚具體細節。很多有意思的細節都給隱沒在茫茫歷史中了。
　　新京報：比如什麼歷史細節？
　　歐文：中國政府曾經在維也納派駐過一個領事，叫何鳳山。
　　他曾經給成千的猶太人發放簽證，幫助他們逃生。我是通過做這個展覽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
　　新京報：你來中國後，對她有什麼認識？
　　歐文：中國經濟的崛起不是一種威脅。因為她的成長不只體現在物質上，在文化上、思想上也是一種良性的成長。我注意到中國的教育，它灌輸的不是一種仇恨。它強調的是一種和平的國際合作關係。
　　新京報：過去猶太人在上海避難的歷史對現在的世界還有何影響？
　　歐文：猶太人是個記憶力很強的民族，對於歷史上的恩怨一直會有很清晰的記憶。猶太人目前只占美國總人口的2%，但是這些人在美國都是很有影響力的。如果將猶太人和中國比喻成老鼠與大象。那麼當大象遇到困難時，老鼠一定會感恩來幫助大象的

摩西教堂猶太難民紀念館，地鐵四號線大連路站3號口出來向西長陽路6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