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搜索對於《衝擊效應》一片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質疑和似乎有點混亂的認知。

說到歧視，一向精於深入思考的反歧視觀點，卻易於流入「為何這部電影不反對歧視」的疑惑；而我們臆想中急於想替歧視找個出口的保守勢力，卻似乎得以從片裡沒有人因歧視而被塑造成壞人而獲得渴望已久的著力點。一時之間，彷彿我們又進入了那個純真的年代，在電影院裡紛紛詢問友伴誰才是對好人不利的壞人。

我還以為在一向善惡分明的好萊塢，亦正亦邪才是影評人所喜歡的進步指標。

我們認同無間道裡警察和罪犯界限的模糊，容許自己對吳宇森電影裡黑道角色的認同，但是我們同時也希望關乎人權╱歧視╱尊嚴的「議題電影」裡生產足夠的正義吶喊，與足夠的歸罪力道。於是當這兩種主題同時出現在一部電影裡，一種不由自主的矛盾感便開始在評論的創作中隱隱作痛。

這個矛盾看似有人道主義作為基底：鄙視殺人如麻的英雄角色、推崇自我犧牲或情勢所逼的小人物精神在劇情中得到救贖、甚或強調電影對於社會的教化指導作用等等。但同樣地，倘若這是一部指涉日常生活而非巨大歷史的電影，倘若這是一個多角色而分辨不出誰才是英雄或小人物的故事，我們應該把完成人道救贖的責任歸給誰？又要把罪惡的責任與受懲罰的義務歸給誰？

在這些前提之下，《衝擊效應》作為一部提起「歧視」議題的電影，才得以顯現出意義。

電影裡，這許多命運交纏的人之間，兼任編劇與導演的保羅海吉斯選擇了唐其鐸飾演的執法者演出旁白，這讓人想起《紅色警戒》裡處處可見的角色獨白，從不同角度省視同一場在海島上發生的強權戰爭與各自生命間的關係。在《衝擊效應》中獨白的這個角色是片中唯一認真遵循制度的人，而在故事推演的過程中，也和其他角色一樣，突然發現自己生命中的堅持被現實所阻斷。在片尾，熟知內情卻不得不向檢察官告知誤導訊息的失落，其實與檢察官寧可由手下處理骯髒事而保住美好架空的政客形象一樣可悲。在鎂光燈下的反歧視英雄形象，其實也可能依循歧視邏輯，製造出掩沒真相、阻絕公義的「玻璃天花板」。社會印象中無可置疑的兩種標準：反對歧視、執法正義，在現實中同樣可能碰撞出矛盾與衝突。

而生活中的我們卻永遠必須橫跨許多不同的標準，在永無止盡的矛盾衝突中尋找一條生存之道。故事中最動人之處即在於，拋棄了過往以角色作為衝突元素的基礎，轉而以人類社會中不同的準則作為戲劇性衝突的對立兩方（或多方）。不僅如此，導演更進一步，透過對每個角色故事的安排，提示我們：在歧視無所不在的世界裡，堅持某種單一簡化的意志而拒絕更細緻的現實關照，終究不是能藉以擺脫惡意的安居之地。

保持這樣的眼光，片中衝突的元素自然便不止於歧視與執法。還可以加入不同種族的內部標準、將外表等同於內涵的刻板印象、將創傷經驗（或刻板印象）作為自我保護的標準，等等...

另一種認知的混亂與教條有關。在《衝擊效應》裡，許多關於歧視的教條不斷在銀幕上絮絮叨叨。檢察官的政治正確、執法者的正義超越種族、黑人老大滔滔不絕（法農式？）的內在殖民論、電視製作人安於現狀的中產階級少數論調、白人警官因階級問題激化歧視性的不滿...隨著劇情推演，現實卻熱切地阻礙每個人亟欲維護的真實，幫每一個人都提出了一個「萬一」的問題：萬一真正貪污的是黑人、萬一你將要拯救一個對你的騷擾記憶猶新的異性、萬一你在城郊深夜裡讓你不願歧視的黑人搭便車、萬一明天你要藉著頒獎給名字是薩達姆（海珊）的人來維護搖搖欲墜的種族英雄形象...？編劇讓角色滔滔說出各種教條，而把電影最重要的影像力量留給再一次思考的力量。人與人之間如此疏離陌生，歧視便透過刻板印象，扭曲無數次與陌生人碰撞的際遇，發酵成惡的作為。我們永遠有反省的必要，不被匆忙粗糙的判斷所制約，在各種教條之外，不讓歧視在瓦聚瓦散的世界裡凝聚成無所不在的力量。

面對歧視，電影當然可以強調俗世關懷，為導演所面對的被壓迫者發聲吶喊。但電影所主張的人道主義也可以有另一種面貌。就像是黑人老大對四周圍歧視點滴的怪罪永遠也停不下來，歧視永遠可以無所不在。但與其寄望於像是拯救世界或推翻Rap霸權體制之類巨大而聖潔的成功來洗滌罪惡，一部像是《衝擊效應》這樣的電影，顯然更關切的是如何不再讓自己服從於鋪天蓋地而來的辭彙連結，而是轉向日常生活中反求諸己，在隨時隨地無預警碰撞命運的每一個「萬一」當下，自己決定這次碰撞的意義。我們熟知各種在電影中自我救贖的方程式，《衝擊效應》讓角色發現拯救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汲汲於拯救螢幕前遲不動身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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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夜變奏曲》《命運變奏曲》，拉斯逢提爾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