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12-14 04:32:27飛天豬
為報國仇家恨 中產菁英搶當恐怖分子
為報國仇家恨 中產菁英搶當恐怖分子
【撰文 楊少強】
一般人以為恐怖分子多是窮苦的普羅大眾，但研究發現，事實上多數恐怖分子不但教育程度高，而且出身中上階級。
在常人印象中，恐怖分子多半是走投無路才鋌而走險的普羅階級，但台灣近期被捕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卻不然：他平時捐款世界展望會、認養兒童、標會救助九二一震災，如此樂善好施，和常人印象中的恐怖分子有極大差別。楊在到案後，檢察官發現他興趣廣泛，各類知識均有涉獵，「根本不像一般的雞販」。
楊儒門的例子證明恐怖分子未必是不學無術之徒，事實上根據兩位學者：羅素(Charles Russell)、米勒(Bowman Miller)，曾調查在一九六○年代至七○年代，出現在拉丁美洲、歐洲、亞洲及中東等地的恐怖活動，結論是這些恐怖分子「大都受過良好教育，其中有三分之二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在被捕的恐怖分子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他們本國的中、上階層家庭。」
另外兩位學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傑(Alan Krueger)、捷克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副教授梅烈可娃(Jitka Maleckova)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一篇論文：「教育、貧窮、政治暴動與恐怖主義」，則指出恐怖分子大都是「財(財富)識(知識)雙全」，和一般人認為窮困潦倒腦袋空空之輩才會去當恐怖分子大相逕庭。
要研究恐怖分子，首先需先弄清恐怖分子究竟是什麼。兩位作者採用美國國務院的定義：「地下組織有預謀、有政治動機，針對非軍事目標所採取的暴力行動，目的在影響旁觀者。」
一般人常以為「貧窮是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但這兩位作者以大量實證研究推翻了這個說法。以黎巴嫩境內的什葉派激進組織「真主黨」(Hezbollah)為例，該組織曾策畫一九八三年以自殺炸彈卡車炸死黎巴嫩境內兩百多名美國人，早已被美國國務院定性為「恐怖組織」。
克魯傑及梅烈可娃取得該組織一九八○年代末至九○年代的成員名單，詳細研究他們的背景後發現：「真主黨」成員的教育程度，其實比一般民眾要高；而且一個人的貧窮程度和他加入真主黨的可能性恰成反比(越有錢越可能加入真主黨)。
克魯傑等人並引述巴勒斯坦政策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PSR)對當地人民做的調查：在被問到「是否應對以色列進行武裝攻擊」，教育程度越高者態度越強硬，中學生至大學生贊成「以暴易暴」的比率達六八％，而文盲只有四六％認同這種做法。
這份調查還發現，雖然巴勒斯坦人民普遍認為應對以色列進行武裝攻擊，但這股意見在學生、商人、專業人士身上最為強烈。反觀失業者就較不支持訴諸武力，特別是不認同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攻擊行動。
克魯傑等人的研究結果，也和實地訪查情況相符。聯合國前工作人員哈桑(Naras Hassan)，在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曾在巴勒斯坦訪問過二百五十位準「自殺炸彈客」，她的結論是「這些人既非粗鄙無文，也不窮苦潦倒，更不是頭腦簡單或失意灰心之輩」他們很多都是中產階級，有正當工作，其中有兩個人還是百萬富翁之子。對這些自殺炸彈客的家人來說，「他們似乎完全是正常人」。
物資不虞匱乏
西方誘惑不會影響他們
為什麼這些前途似錦的青年，會選擇走上不歸路？哈桑指出，她不斷聽到這些人的怨言：「以色列侮辱了我們，他們不但占領了我們的土地，還消滅我們的歷史。」這種「不共戴天」的情結由來以久，即使讓整個社會都富裕起來，甚至是全民都受到高等教育，仍很難磨滅當地人民這種情緒。
由於這種「國仇家恨」情結在巴勒斯坦當地人民心中甚為普遍，因此自殺炸彈客的「供給」始終不虞匱乏。哈瑪斯(巴勒斯坦激進組織之一，以消滅以色列為職志)一位領導人就告訴哈桑：「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太多年輕人爭著上門要執行自殺任務。」
身分是最佳掩護
菁英分子有助任務執行
年輕人爭相當「自殺炸彈客」，使得恐怖組織得以挑選出高學歷、高所得的「菁英」執行任務。
至於為什麼挑這些人？克魯傑等人的解釋是「因為恐怖分子常需混入先進國家執行任務，高教育及高所得的背景可提供最佳掩護。」而《新聞週刊》專欄作家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也認為，那些強烈反西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並不是訴諸最窮苦的人，因為對這些人來說，西方化具有極大誘惑力(它意味著食物及醫療)。」這是為何恐怖分子大多出身較高的「需求面」因素。
以色列的情況也類似。以色列境內亦有地下組織專門吸收極端分子，對巴勒斯坦人民發動恐怖攻擊。克魯傑等人取得某個以色列恐怖組織的名冊進行分析，發現自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四年，上百名巴勒斯坦人死在以色列的老師、作家、大學生、地理學家、化學家、電腦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之手。
除了以、巴之外，恐怖分子多是高所得、高教育者的現象，在世界其它各地也屢見不鮮：印度孟買去年九月發生一連串恐怖攻擊炸彈案，警方調查後發現，這些炸彈案嫌犯多是大學畢業生、醫生、電腦工程師；而在二○○二年挾持莫斯科劇院數百名人質的車臣恐怖分子，不少曾在莫斯科留學，是車臣的知識分子；至於「九一一事件」劫機犯中的主謀阿塔(Mohammed Atta)，出身於埃及一個極富有的律師家庭，有度假別墅及豪宅，姊姊是大學教授，自己在德國讀研究所，《新聞週刊》稱他為「西方式現代化的寵兒」，更是恐怖分子「有有?知識)」的代表。
消除恐怖主義
靠提升教育行不通
恐怖分子多是「飽學多金」之士！基於這種現象，克魯傑及梅烈可娃認為，富國一直想提升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教育程度、所得，以求消滅恐怖主義，前景恐怕不樂觀。著名的恐怖主義研究學者、哈佛大學講師史坦(Jessica Stern)，曾解釋為何恐怖分子以極端方式解決問題：「他們誤以為自己已別無選擇，只有透過極端方式才能引起其他人對他們處境的關注。」她認為「如果我們能多聽聽他們的言論，多關注他們的抱怨，恐怖活動也許會減少許多。」
這次「白米炸彈客」楊儒門，事前也曾向政府投書，向立委陳情，力促當局正視農民困境，卻都石沉大海，最後才憤而製造炸彈。如果政府民代之前肯「多聽聽他的言論，多關注他的抱怨」，是否還會有後來的「白米炸彈客」出現呢？
【撰文 楊少強】
一般人以為恐怖分子多是窮苦的普羅大眾，但研究發現，事實上多數恐怖分子不但教育程度高，而且出身中上階級。
在常人印象中，恐怖分子多半是走投無路才鋌而走險的普羅階級，但台灣近期被捕的「白米炸彈客」楊儒門卻不然：他平時捐款世界展望會、認養兒童、標會救助九二一震災，如此樂善好施，和常人印象中的恐怖分子有極大差別。楊在到案後，檢察官發現他興趣廣泛，各類知識均有涉獵，「根本不像一般的雞販」。
楊儒門的例子證明恐怖分子未必是不學無術之徒，事實上根據兩位學者：羅素(Charles Russell)、米勒(Bowman Miller)，曾調查在一九六○年代至七○年代，出現在拉丁美洲、歐洲、亞洲及中東等地的恐怖活動，結論是這些恐怖分子「大都受過良好教育，其中有三分之二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在被捕的恐怖分子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他們本國的中、上階層家庭。」
另外兩位學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克魯傑(Alan Krueger)、捷克查爾斯大學(Charles University)副教授梅烈可娃(Jitka Maleckova)在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的一篇論文：「教育、貧窮、政治暴動與恐怖主義」，則指出恐怖分子大都是「財(財富)識(知識)雙全」，和一般人認為窮困潦倒腦袋空空之輩才會去當恐怖分子大相逕庭。
要研究恐怖分子，首先需先弄清恐怖分子究竟是什麼。兩位作者採用美國國務院的定義：「地下組織有預謀、有政治動機，針對非軍事目標所採取的暴力行動，目的在影響旁觀者。」
一般人常以為「貧窮是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但這兩位作者以大量實證研究推翻了這個說法。以黎巴嫩境內的什葉派激進組織「真主黨」(Hezbollah)為例，該組織曾策畫一九八三年以自殺炸彈卡車炸死黎巴嫩境內兩百多名美國人，早已被美國國務院定性為「恐怖組織」。
克魯傑及梅烈可娃取得該組織一九八○年代末至九○年代的成員名單，詳細研究他們的背景後發現：「真主黨」成員的教育程度，其實比一般民眾要高；而且一個人的貧窮程度和他加入真主黨的可能性恰成反比(越有錢越可能加入真主黨)。
克魯傑等人並引述巴勒斯坦政策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PSR)對當地人民做的調查：在被問到「是否應對以色列進行武裝攻擊」，教育程度越高者態度越強硬，中學生至大學生贊成「以暴易暴」的比率達六八％，而文盲只有四六％認同這種做法。
這份調查還發現，雖然巴勒斯坦人民普遍認為應對以色列進行武裝攻擊，但這股意見在學生、商人、專業人士身上最為強烈。反觀失業者就較不支持訴諸武力，特別是不認同針對以色列平民的攻擊行動。
克魯傑等人的研究結果，也和實地訪查情況相符。聯合國前工作人員哈桑(Naras Hassan)，在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曾在巴勒斯坦訪問過二百五十位準「自殺炸彈客」，她的結論是「這些人既非粗鄙無文，也不窮苦潦倒，更不是頭腦簡單或失意灰心之輩」他們很多都是中產階級，有正當工作，其中有兩個人還是百萬富翁之子。對這些自殺炸彈客的家人來說，「他們似乎完全是正常人」。
物資不虞匱乏
西方誘惑不會影響他們
為什麼這些前途似錦的青年，會選擇走上不歸路？哈桑指出，她不斷聽到這些人的怨言：「以色列侮辱了我們，他們不但占領了我們的土地，還消滅我們的歷史。」這種「不共戴天」的情結由來以久，即使讓整個社會都富裕起來，甚至是全民都受到高等教育，仍很難磨滅當地人民這種情緒。
由於這種「國仇家恨」情結在巴勒斯坦當地人民心中甚為普遍，因此自殺炸彈客的「供給」始終不虞匱乏。哈瑪斯(巴勒斯坦激進組織之一，以消滅以色列為職志)一位領導人就告訴哈桑：「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太多年輕人爭著上門要執行自殺任務。」
身分是最佳掩護
菁英分子有助任務執行
年輕人爭相當「自殺炸彈客」，使得恐怖組織得以挑選出高學歷、高所得的「菁英」執行任務。
至於為什麼挑這些人？克魯傑等人的解釋是「因為恐怖分子常需混入先進國家執行任務，高教育及高所得的背景可提供最佳掩護。」而《新聞週刊》專欄作家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也認為，那些強烈反西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並不是訴諸最窮苦的人，因為對這些人來說，西方化具有極大誘惑力(它意味著食物及醫療)。」這是為何恐怖分子大多出身較高的「需求面」因素。
以色列的情況也類似。以色列境內亦有地下組織專門吸收極端分子，對巴勒斯坦人民發動恐怖攻擊。克魯傑等人取得某個以色列恐怖組織的名冊進行分析，發現自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四年，上百名巴勒斯坦人死在以色列的老師、作家、大學生、地理學家、化學家、電腦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之手。
除了以、巴之外，恐怖分子多是高所得、高教育者的現象，在世界其它各地也屢見不鮮：印度孟買去年九月發生一連串恐怖攻擊炸彈案，警方調查後發現，這些炸彈案嫌犯多是大學畢業生、醫生、電腦工程師；而在二○○二年挾持莫斯科劇院數百名人質的車臣恐怖分子，不少曾在莫斯科留學，是車臣的知識分子；至於「九一一事件」劫機犯中的主謀阿塔(Mohammed Atta)，出身於埃及一個極富有的律師家庭，有度假別墅及豪宅，姊姊是大學教授，自己在德國讀研究所，《新聞週刊》稱他為「西方式現代化的寵兒」，更是恐怖分子「有有?知識)」的代表。
消除恐怖主義
靠提升教育行不通
恐怖分子多是「飽學多金」之士！基於這種現象，克魯傑及梅烈可娃認為，富國一直想提升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教育程度、所得，以求消滅恐怖主義，前景恐怕不樂觀。著名的恐怖主義研究學者、哈佛大學講師史坦(Jessica Stern)，曾解釋為何恐怖分子以極端方式解決問題：「他們誤以為自己已別無選擇，只有透過極端方式才能引起其他人對他們處境的關注。」她認為「如果我們能多聽聽他們的言論，多關注他們的抱怨，恐怖活動也許會減少許多。」
這次「白米炸彈客」楊儒門，事前也曾向政府投書，向立委陳情，力促當局正視農民困境，卻都石沉大海，最後才憤而製造炸彈。如果政府民代之前肯「多聽聽他的言論，多關注他的抱怨」，是否還會有後來的「白米炸彈客」出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