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請鄭智源是駐團編導鄭志忠（以下稱「阿忠」）提議的；2011年柳春春以《美麗》第五版（始於2000年）恢復中斷七年的戲劇活動後，隔年及2014年，陸續邀請資深左翼劇場人王墨林、聲音藝術家黃大旺至敝社執導《天倫夢覺－無言劇2012》、《柔－多話劇2014》，我是在《無言劇2012》演前加入的，恰逢此一未言明定位的作品序列開展之際，也得以有了個近身的距離，窺看「表演」於劇場的運作。

鄭智源也是個對「表演」有獨立思考與實踐經驗的劇場導演，十年前，前臉書的msn時代，一個不知名的帳號加入我，促使我到知新廣場看了一齣把戲劇生產過程轉化為戲劇演出本身，以暴力、爭執、特意粗糙的元素演示青少年戲劇的可能性的作品，劇名是《少女的眼珠》。那位加我msn的匿名者，即《少女》的導演鄭智源。演出團體是華僑高中（當時，製作／演出團隊的名字打上：無感覺樂隊），那一屆「花樣年華－青少年戲劇節」的參演劇目之一。

我不是那些個青春洋溢造反有理的紅衛兵，不是扮演中的學生Ａ、學生Ｂ，不是一個瘋狂的三流小說家，然他們究竟與我相異在什麼地方呢？抑或是我也是個「人物」呢？我不是核心，我書寫，我只是一頁最燦爛暴力裡的局外者。但在暴力的形式之中，我之所欲，究竟為何？是可以反省或者超脫的麼？是暴力的形式吸引了我而得以書寫，抑或是我的書寫吸引了暴力的形式而得以具現？

悲哀的是，這樣的暴力的形式，必須以戛然中止的方式，絕對存在，才得以成立。（鄭智源，〈我和我的瘋狂史錯身而過〉）

再後來，在報紙上讀到鄭智源以〈我和我的瘋狂史錯身而過〉獲當（2005）年度台積電學生文學獎短篇小說組首獎，同年，知名文學家王德威編選《臺灣：從文學看歷史》，將其小說收入最末章節「青春安那其」。小說中的「我」寫著一篇三流小說家正藉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歷史話題發揮的戲中戲，到最後卻發現「我的敘事越跳越脫離我的控制，深深的空虛也找上了我。」當人欲以書寫接近無可親身的歷史，反而造致書寫意義之不可能、倫理慾望之內爆。

從這篇小說來看鄭智源過往的戲劇作品，亦有相似、疊合之處，只是他的戲劇較小說筆觸要冷靜、節制一些。在其十年以來，絕大多數是與高中戲劇社相伴的導演經歷，他往往是從演員展開劇本的撰寫，因而我們也就是從他對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戲劇記錄，同步看到家庭、校園、社會的變動與震幅，以及未成年個體在群體場域所受到的各種管教、壓抑及憂鬱。鄭智源戲劇舞台上的青少年們，他們不是沒有表達反對與反抗，只是那些聲音都被大人當作語言邏輯破碎的教育課題，很快地被社會這個大系統消化掉；他們也不是不想找出路，可是這十年正是台灣經濟衰退、政治陷於本土性相互對抗而自我消解的十年，整個社會都找不到前進的方向了，又怎麼能怪責於青少年的他們？

不只一次看到、聽到鄭智源說，他喜不喜歡一齣戲不是用好不好看，而是用「狀態」來衡量，這亦可做為觀看他作品的方式；反話、誇張化的動作、霸凌、被發好人卡、努力向上的夢想等等，也許都是一種「刻意的正經」的結果，而我們要問的是，人為什麼、在什麼時候會要「刻意」？「正經」是不是一種SOP的、世俗化的「正常」？鄭智源透過角色青少年化的文本、表演調度，這麼多年來，要提醒我們的，是不是就是這麼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場上的青少年、年輕演員越使勁、賣命地用他們的語言邏輯、句型說出這些，卻彷彿被大人的世界、越發世俗化、利益化的社會拋得更遠，那麼，究竟是他們不懂得「社會化」，抑或是人一旦「登大人」，能聽懂的語言反而越來越少？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說，鄭智源的青少年劇場，就是返回個體好傻好天真的存有狀態，微觀世間，挑出社會化所潛藏的各種既定意識型態、價值觀、排除與隔之病態？

或者，冷漠若是錯身而過的另一種修辭，那麼，「為何現代社會下的人們總是冷漠？」這個再普通卻永遠懸而未決的課題，在鄭智源與他的演員們的戲劇作品之中，或可找到一些回應－－因為我們早已成了被單一價值的社會異化的一個個我，被國家、制度、機構附魔而不自知，我們崇尚正經、正常，卻視而不見它是由嬌揉造作製造出來的。－－劇場的真實，不正是要挑出當代社會的刻意真實？

※刊於《貓狗》場刊，柳春春劇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