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影話戲
時間：2016/8/1919:00　
地點：表演36房房頂小劇場

戲劇若是一種社會評論，不僅是提出特定社會議題做為主題，亦需進一步將主題問題化，剖切主題的複雜性，拒絕簡化的答案。香港團體影話戲的《我的50呎豪華生活》，即有意以戲劇評論香港劏房問題，舞台與敘事圍繞在空間與居住權，現實得逼人，可與其說《我的50呎》是對香港劏房問題的嚴謹評論，倒不如說是一篇本土焦慮的潛抑文本。

先話說從頭。觀眾從一開始受到引導，兩三人一組分散進入用瓦楞紙板隔間的房間，一封母親寫給出生三天女兒的信，道盡生存之難。再到下一區，地板上用線條繪製的家屋平面圖以及眼前「小空間大快樂」真人秀節目影像，建商、官員、設計師、小業主必須在只有一組上下床鋪，廁所緊鄰廚房的房間，度過七天豪華生活。最後的主敘述場景則結合預錄的豪華家屋面貌與由上而下拍攝演員的即時錄投，依隨演員躺／側躺地做出打字、睡覺、攀往上舖等動作，營造一種身體溶入預錄家屋影像的漂浮感與一家四口生存的壓迫感。於此，空間不僅是以語言敘說的，也是運用舞台、影像設計而表述的。

但（至少）戲中兩段獨白，無意間掀開了《我的50呎》在對資本主義與政商複合體的批評，以及中國因素作祟的本土焦慮所交纏、拉扯的張力之下無法控制，以至於批判對象不明，搖擺於個人主義與公共對話，反而自我壓迫創作觀點的視神經，淹沒敘事的理性與完整。

譬如，一位男性以柏林的單人監獄都有100呎以上，比擬50呎居住空間，道出人連囚犯都不如的無奈，說：「如果監獄的設計有國際人權公約指引，那資本主義下的資源分配有無公約？」這句話有兩個焦點，一個是要對準資本主義開火，可是來自法國的傅柯不是早就告訴我們，監獄的懲罰是一種剝奪自由與全面監視的治理技術，而且這種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治理技術在醫院與軍隊等其他場所同樣可見。就算不拿已經去另一個世界做田調的傅柯，許多優秀的報導與評論也都提醒、暗示我們，監獄是資本主義、當代文明排除結構的一環，那麼，拿監獄或囚犯來比較，不是反而著了資本主義的道？焦點之二，此番話迂迴地指向中國，反映香港由來已久的受殖者處境，在國家體制內無法解決的困厄，只能藉由向國際（聯合國）發話，表明心境，心理空間其實曲折無比。

再看另一段，是一位奶奶自述底層人物的悲哀，她先提到許多大陸人（推測，應指外配）來港，也是住劏房，言下頗有同理之意，但緊接著又說，那些大陸人是有補助可拿的，不像她。這麼一說，一下子用民族／國族劃分了一樣住在劏房，一樣窮困的人，要塑造一個夾縫中的人物並不容易，可是要拿另一個也處於夾縫的人來當作宣洩的對象，又欠缺更細緻的比較，僅停留於表面的列舉，這樣一來不是反而著了政府總在利用階級矛盾的道？不是反而狀大資本主義？

再回頭來說，就批評資本主義的角度，真人秀節目本來是一個兼具幽默感與創見的設計，因為參加者為建商、官員、設計師、小業主，某種程度都可說是地產霸權共犯結構的一員，可惜只要他們體驗居住空間的小，卻沒有進一步揭開更細微的人物心理，淺嚐即止，因此各個人物登場的自我敘說，也只能是個體的感性，與公共再會。

但也弔詭的，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從中感受到香港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艱難，50呎與豪華的對比，在這時血紅底滲了出來。

※刊於表演藝術評論台2016.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