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基進蝸牛辦公室
時間：2015/3/22 19:30　
地點：牯嶺街小劇場二樓藝文空間

......而絕大部分的消費者持續鎖定廉價商品，企圖在這個不公平的世界裡，得到意外的成功。凡此皆證明了這是一部永遠的廉價商品機器：簡單來說，消費者狂買進口的便宜貨，無可避免的削弱了國內的就業情形，因此進一步刺激對廉價商品的需求。－－劉高登（Gordon Laird），《廉價商品－全球貿易與便宜貨的窮途末路？》

初看，以為是走進一間閒置已久的暫棄之屋；沒套上床單的床墊、隨手擱下的衣物、牆面上貼著亂亂撕過的日曆及出租啟事、工程鷹架與梯子仍然立著、一個個罐子著綠成漆彈，然而，生存遊戲不是在前一秒結束，而是即將到來，或者從未中止。

先是前三位表演者陸續進場，站在梯子中端玩起疊疊樂，一直玩一直玩，隔壁（那一大片舞台空間）在做什麼都不關他們的事，但他們也沒有發出過大噪音，兩邊互不干擾，互不關心。鏡頭轉到隔壁。下工的男人打了通電話叫雞，妓女咬了口麵包幫他口交，妓女一邊看電視一邊讓他從後面上，她口交及扭動的方式就像一只發條玩具，下班的女人一進門就要把他倆拉開也沒有辦法，三人拉扯數次，直至他辦完事，她拿了錢後走人，一切如常。

這一場到了後面又來一次，但三度變形，雖然都是從妓女跪下為工人口交開始，但角色間的動作與對話於每一度變形皆有不同表述方式。第一度，妓女投入地呻吟，對比出OL的壓抑；第二度，工人幹一幹妓女改幹坐在椅子上看著他們的OL，完事後兩人回到椅子上坐好，彷彿一切平靜如常；第三度，妓女邊服務邊說「我是賣的嗎？」工人便回「哈哈，你就是。」這組對話重複了幾次以後，變成上班族為工人服務， 相較於工人給妓女的是鈔票，上班族只能撿工人丟下的銅板。剛開始上班族還會問「這麼少？」，到最後也就習慣地說出「隨便啦，我只在乎能不能六點下班。」另一場關於吃布丁的戲更髒；一男一女吃布丁，另一個女生巴望著也想吃，有布丁的女性把她的布丁往地下一砸，讓另一個女生趴在地上舔，她甚至還踩在對方背上，趴在地上的女生仍然興高采烈地舔。

這一場猴子把戲玩得很瘋很諷，這隻蝸牛不但爬得不慢，還把劇場變成了階級、權力與性別的日常戰場；舞台的高低差、性別配置、服裝所表現的人物身分，當下一概衍生為無處不在的權力圖像，每一次鈴聲一作就更換一個情境，刻意簡陋、低級擬仿的舞台及表演的表現方式，讓人感到十分廉價，可是看看我們生活四週，不就是用廉價建構出來的嗎？連鎖賣場總是愛在比誰賣得便宜，其實他們是用剝削下游廠商換來的；人們都以為Made in Taiwan一定比Made in China安全，結果有一天發現原來我們吃的東西很多都摻入了有毒物質；要出人頭地就要升遷，要升遷就要增進社交能力，永遠秉持為上層所用的精神生存下去，自我的價值不重要，薪資的價格才重要。我們以為「廉價」讓我們更快活，更方便，殊不知那其實壓抑了我們的精神與意志，若用「隨便啦」的心情活在這個由廉價建構的世界，大概就是一種低級模仿，所有的生活方式其實都是同一種，無意之間便把自己的獨立思考都給便溺掉了，便溺到只剩下慾望與金錢。

《猴子把戲 》採用帶點偶發、行為成分的表演形式，整個敘事結構倒偏近戲劇，小而完整，舞台物件與角色之間的符號關係緊密，這種廉價、遊戲的身體使用，正與時代的廉價同步，形式就是它的內容。後段有位政治人物與音樂家輪番上台演說，政治人物夸夸而談重振經濟、社會安定之類的官話，音樂家一上台，引用維基百科「藝術家」的定義，容我廉價地把這有夠短的定義複製貼上一次：「藝術家是指進行藝術作品的創造活動的人物，包括寫作、繪畫、攝影、表演、雕塑、音樂、書法及舞蹈等藝術領域，通常是有比較高的成就或擁有獨特的個人風格，從而具備了一定的美學程度的人。 」接著，音樂家感謝國家、企業的支持，當這段話與前段政治人物的演說並聯，便衍生了言外之意，既喻藝術與政治、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也探索美學與政治共構的限度。

最後，所有人在又唱一跳一首過期舞曲後一一消失，疊疊樂不知被誰推倒、在地上排著粉紅色玩具拒馬的人也離開了，唯一還在舞台上動來動去的是一隻發條黃色小鴨。那道由粉紅色玩具拒馬在地上排成的圓弧，看起來還真是一條簡陋到笑死人的警示線，可是卻沒人笑得出來。因為它的顏色如此可愛，尺寸如此微型，卻反讓這道粉紅拒馬散發著一種冷暴力的氣息。法國精神分析師瑪麗法蘭絲．伊里戈揚（Marie-France Hirigoyen）提到這種冷暴力時，說：「相信每個人都曾見過某種形式的精神虐待行為，就發生在男女、家庭、家人之間，以及職場、社交或政治活動中，面對這種間接形式的暴力，我們的社會往往視而不見，常以包容為藉口，對其罪行默不吭聲。」（參見其著作《冷暴力》）

刀槍不是冷暴力的武器，歧視與漠視才是。

※刊於「表演藝術評論台」2015.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