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已經是這麼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正在執行一間小劇場的開幕，劇場裡有受劇團之邀導演開幕演出的印尼藝術家，正和演員們進行最後的準備；小劇場位於某棟舊陋建築的三樓，階梯十分陡攀而且狹仄。我擺出接待的姿態，站在三樓俯瞰，等待一位又一位的受邀貴賓蒞臨。有一個人，我忘了他是第幾位到達的，他柱著柺杖，毫無猶豫地直行而上，我承認那時我的確放出了異樣眼光，不認為這人和劇場有什麼淵源，但隨後又見他與團長滿熟絡，心底續覺怪異了。

那都是在2004年發生的。我把MSN放在Blog上，任人加入，然後那個人加入了我，我才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屬於的劇團，鄭志忠（阿忠）以及，柳春春劇社。因為這次的相遇，那一年的10月15日，我遂走進即將消失的，臨界點劇象錄經營的白水藝文空間，柳春春劇社的《美麗2004》在那一晚上演。

戲裡一段吃饅頭到嘔吐的場景，至今仍是我心中的小劇場經典場景，也是我第一次在看戲時，腦海浮出「真實」這一組詞語的震盪時刻（再下一次的震盪，好像是雲門舞集二團重製伍國柱的《斷章》了）。我一直沒有向阿忠提起的是，2005年我在一間咖啡館編導的《Clean》，模仿了吃饅頭的動作，只是我要的不是嘔吐，而是一種飢餓、詭譎的感覺（提醒各位：這很可能只是一個因為無法像《美麗2004》那樣做得極致所找出的理由而已）。

後來才知道，《美麗》是柳春春劇社的定目劇，定目劇在這裡的意思完全不像今天當我們提到定目劇會想到的那些關於文創產業的狗屁連結（這樣形容對狗真不好意思）；而是指，柳春春的演員必須經過《美麗》的試煉，這是一道艱難而嚴肅的入口，60分鐘未滿的戲，任何一段極盡緩慢地的行走、抬腿、躬身、轉頭乃至放笑，都讓演員使盡了力氣，「演員」在演出過程既扮演了「角色」，也曝光了「演員」本身，演員像經歷一場無法曠假的儀式，這場儀式欲弔祭的不是他者，而是自己的身體的過去，以及美麗本身。

但自2004年版本的《美麗》之後的七年，柳春春停下腳步，沒有再做任何一齣戲，中間雖偶爾發想一些演出的可能，不過，沒有哪一齣真正被演出來。

一個劇團，如果七年不做戲，會被遺忘嗎？

七年之間，劇團的腳步雖然停下，阿忠的身影卻未消失。2005年樂生療養院運動逐漸發酵擴散，「像個觀察者的參與者」的阿忠，開始他的「靜默行動」，他從古亭捷運站步行至新莊的樂生療養院，身上掛著牌子，手上抓著傳單，不發一語，就是走路與被看。此外，他也到AIT（美國在台協會）站樁，反戰，反美國帝國主義。這些劇場之外的行動，直接而簡單，充滿力道，卻不能說與劇場無關。他的劇場創作與日常實踐，不但都具備對各式權力的批判與反思，看起來也都像是正自我鍛鍊與嘗試著一種如何進入角色的表演訓練，背後帶有一致性。甚至這七年阿忠的日常實踐，猶似一種不能先說的宣傳方法。倘若有些劇團是透過演出特定類型的劇碼確立定位，2004年以後阿忠揮別一般劇團的經營模式，轉入持續團練與日常實踐的做法，其實是繞一圈到原點背面，重新檢視做戲的本質。

花這麼久時間繞一圈並不容易（就像阿忠每一次的靜默行動或站樁），忍住不說或者承受未來的不明確，還有學會享受孤獨的包覆，凡此種種，都讓柳春春可能因此被遺忘。不過顯然事情並沒有往這令人遺憾的方向發展。2011年，《美麗》重返劇場，參演黑眼睛跨劇團策劃的「現代劇場大補帖」，《美麗》被列為「殘酷劇場」的代表，與另兩部代表「荒謬劇場」、「反戲劇」的作品一起登場。當時阿忠在線上問我，是否願意撰寫作品簡介，我當然樂意，於是我在簡介中寫有這麼一句：

一齣中斷七年的柳春春定目劇，一場反芻美麗的無言儀式，一道靜默行動的時間密語。

七年，近乎等於我和阿忠認識的時間長度。我把對柳春春與阿忠的理解，壓縮地埋在這句話裡，對有些人來說抽象得不得了，於我而言卻是實在得可以。

時間一向是最巨大的存在，而無言是最轟烈的音響，美麗是最醜陋的真相。

2011年版本的《美麗》，比2004年版多了音樂。說到底，我喜愛無音樂的2004年版，但多了音樂的2011版卻給我一種感覺，無關創作者不想拘束於固定格式這一類的技術性思考，而是在七年後的這一版本，阿忠像打開了沉默許久的話匣子，告訴我們，他這七年用身體旅行在各個社會時空的心得報告，攜著批判語氣地提醒，世界仍舊美麗／殘酷。雖然他的語氣並不熱切，依然維持疏離的溫度。

一個劇團，如果七年不做戲，會被遺忘嗎？如果讓我入戲一點，我倒寧願說，這位七年不做戲的柳春春駐團編導鄭志忠，其實是用他一個人的缺陷身體，走出劇場，進而擴大劇場。

那是我們所追求的一種劇場嗎？

※刊於《出詩》NO.3（2013.2）、柳春春劇社《我們理解的戰爭》（2012.11）

※寫於2011，《美麗2011》上演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