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陸續看了《隱藏攝影機》和《奪魂鋸》兩部，裡面皆涉及一共同的主題，即是人與人之間「信任機制的摧毀」。不妨就組成一篇，放在一起說說。

法屬阿爾及利亞作家卡謬曾嘲諷：「只有在美國，一名作家可以不必是名哲學家」。反過來套用：「沒有一名法國作家(廣義上的)，同時不是一名哲學家」。這話說明了法美文化的不同、彼此的不對味，也和台灣進口的法美電影風格大致符合。

《隱藏攝影機》同樣是一部思辯意味濃厚的電影，不僅狠戳了法國中產家庭的假面一記，也銳利地深劃了法國隱藏的種族危機(與喬治差點發生擦撞的單車黑人／父母為喬治兒時的家庭長工，後因父母雙亡而被喬治父母收養，又因為喬治的無中生有遭到驅趕，最後在喬治面前割喉自殺的阿爾及利亞人)。

導演設定主角的背景：知識份子，讓這部電影一開始便具備了準確性和侵略性。知識份子應當是理性文明的代言人，越到最後我們越覺悟到這樣的人其實充滿了殺傷力。

最重要的，是攝影機作為一種「侵入」的工具，如何讓喬治一家陷入不信任的賽局。兇手始終不曾現身，或者說，兇手藉由間接的方式讓喬治成了真正的兇手。他也許保全了自己的家庭，可卻是以犧牲另一家庭換取來的。

或者說，喬治最後只是保全了家庭的表面，他選擇的是逃避。堅持自己沒錯別人就是監視的兇手、吞兩粒安眠藥(文明的暫時紓解的最好的象徵式藥物)、拉上窗簾讓一切避免曝光，他以為這樣做便能維持最初的居樂和雋。

最後一幕，鏡頭靜止於也許是一間學校的門口，人們或進出或結群於階梯談笑。

所謂的居樂和雋，恐怕正是生活裂解的表象。

《奪魂鋸1&2》就意義上更趨近虛無，因為無論我們選擇與同樣受困的同伴合作，或者不合作，結局似乎都只有死亡一途。

它真正存在的選擇性，是自己的身體的完整／缺殘和靈魂／道德兩者。其挑選的人物職業，警察和醫生，同樣精準而犀利。前者必須拯救無罪的人、逮住侵害的犯，後者具有拯救病人、抗衡死疾的天職。

它真正生存的關鍵，不在遊戲進行之時，而是在遊戲開始之前。
我們應當思索的，是如何才能成為那不被選擇進入遊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