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三年民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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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景崇離開中策組之後一年左右，他的位置由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的李明堃頂替。不少人這樣記得，李和劉兆佳同在八十年代聲名鵲起，乃當時人稱學院「三劍客」或「四君子」中之二，因合力向鍾逸傑獻計建設香港基層民主體制以爭取民心、強化中英談判過程中的英方議價能力而名噪一時。

　　據我自己觀察，今天李堪稱「保守親中」，立場原則性比劉兆佳強，路數則和劉一樣，即重政治而輕政策，論政策時重政治效益而輕政策內容。杏壇中人有以為兩學者「事二姓」而甚卑之，但就算屬實，我也認為不能如此簡單地指摘。中國古代有所謂「理官」，以其所長效於人君而不拘於一朝一姓，有若西方體制下的公務員，不同者在於公務員的心態和職責以服務民眾為主，而理官則以直接服務任何人主的管治需要為依歸，惟是技術官僚者則一，無可厚非。

　　劉、李當權，中策組自然偏重政治，兩位學者亦以董先生的政治顧問自居。政治上替董先生、特區政府服務，當然也是中策組的工作；只要做得好、有成績，董先生滿意、特區政府滿意、市民滿意，就及格、滿分。不過，我認為劉、李的政治是狹隘的黨派政治，以壓住反對派、建立「穩定的執政聯盟」為目的，而不是《基本法》精神之下全民政府的政治。「穩定的執政聯盟」這個概念不適用於回歸後以《基本法》為管治基礎的香港，此點我已在前文剖析批判，於此不贅。在此概念指導下的政治活動只是助長了特區政府的極左政治傾向，加劇了而不是疏導了社會上的政治矛盾，客觀上令董先生的管治更困難。

　　董先生今天政治上山窮水盡，孰令致之？ 二位學者是不是也應該深入檢討一下呢？

董山窮水盡學者有責

　　李在組內負責所有的問卷調查設計和分析，工作量很大，後來社會上的政治日趨緊張，他就更忙了。我對問卷調查是門外漢；經濟學家通常不用這種研究手段，因為一來答者有主觀意志，可以隱藏自己的事實、觀點及偏好，二來問者往往也有自己的主觀願望和價值取向；二者相交錯，得出的結果難以分析。主觀並非不好，只不過經濟學是一門客觀實證科學，所以用不上問卷調查；在其他牽涉較多主觀性研究的學科，它可以是一種有用的研究手段。

　　中策組搞問卷民調，白景崇的時候就開始，我並不反對，我擔心的，是如果研究者有很強的政治主觀，又認為自己應做的，首先是一種有立場的政治鬥爭工作，則問卷調查就或多或少滲入主觀性，誤導或迎合領導不特已，甚者更會變成一種鬥爭工具。社會上的黨派團體、有黨派色彩的傳媒可以這樣做，使用公帑的全民政府部門就應避免這樣做。推而廣之，了解民意是好事，有助於設計合適的政策；但如果掌握民意是為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為了駕馭大多數人民，則立心便是錯了。

李負責統計遊行人數

　　經過○三年「七一」大遊行震盪之後的中策組，踏入○四年之後更步步為營。○四年春夏之際，李的工作量又增加了，不只搞民調，還要負責統計示威人數，原因據說是某部門不再肯提供其遊行人數統計結果。我認為這個理由難以置信，部門不肯提供數字，董先生一個電話不就解決問題了嗎？何苦要動用公帑去多數一次？中策組去管遊行人數，是否多少有點不務正業？我於是向李提問，李說：「阿Joe，民主派拋出一個示威人數，馬上登遍國際傳媒，因此特區政府也要有自己的數字，你要從國際鬥爭的高度看這個問題啊！」

　　李看問題水平一向比我高，鬥爭性強，我則似乎真有點書生氣。先前以為中策組不務正業，現在才知道「正業」的涵義慢慢演化；我的「書生」心態更趨悲觀，覺得客觀上中策組逐漸變成心戰室，其資源亦逐步轉化成鬥爭工具，而我則已經落後於形勢，似乎更是在妨礙着這種鬥爭工作。○四年的七一遊行前夕，《明報》刊登了一些據說是中策組設計的有引導性調查問卷，我向李問及此事，他說他雖不敢自稱問卷設計專家，但有多年經驗，十分專業，所設計的問卷絕無引導性。

　　幾天之後，我便被革除一切職務，沒有任何解釋，我亦沒有要求什麽解釋；手頭上的工作，包括有關第三部門的政策提議研究，都放下給一位公務員同事。事情來得早了一點。去年三月份的時候，劉託同事轉告我九月份不會給我續約，那是意料中事，之前的十二月我亦已私下告訴曾德成和鄭維健，準備做完手頭上的幾件工作便離開，後來那麽急要我走，我當時倒有點意外。但後來想想，我○三年參加了爭取民主的群眾活動，令政府高層一些人十分不快，但礙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沒即時向我開刀；不過，那樣便宜了我不好，總不能讓我全身而退啊。

我非示威常客

　　這樣，終於回到正題。我一生人參加過好幾次示威遊行。第一次是在美國上大學時參加保衞釣魚台運動，舉五星紅旗到聯合國總部示威反日。大學畢業回香港，沒多久碰上「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在一個下雨天到九龍仔公園參加遊行反港英。

　　整個八十年代我不涉政治，重到美國潛心讀書；八九年我在美國大學任教，天安門大屠殺當晚我晝夜不眠聽廣播，次天淚水洗面走到市中心參加一個幾十位中國留學生組織的抗議示威。然後又是不涉政治許多年，九二年回港任教科大後亦一直如此。

　　二○○三年「七一」遊行我不參加，因為主要口號是倒董，而我不倒董；香港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路線問題，不是董建華問題。跟着來的是「七．一三」中環集會，主題是要求民主選舉，我認為香港的的確確需要這種民主，而旦要求是符合《基本法》的，所以我參加了。我靜坐在遮打道的集會區內，離演說台很遠，《明報》一位記者認出我，要求訪問、拍照，我不好讓年輕人失望，也就沒有拒絕。第二天劉兆佳看了報紙，趕忙來做我的工作幫助我，我說謝謝了、不必了。去年「七一」遊行，主題也是民主，我也參加了；當天大清早我先到大尾篤上一個小帆船訓練課，完了之後趕到銅鑼灣，趁上最後一個小時的行列，一整天感覺很充實。我猜，到終審判之日，老天爺看了這份記錄，不大滿意也會饒了我罷？

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十七之十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