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29 01:53:18Awakin Skywalker
浮桴記之十四(練乙錚)
十級颱風．八萬五．華仁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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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組的頭幾年，工作得很興奮、積極，一天十二小時幾乎是常規，遇有特別事件還會加碼；碰上「七．十一」大老闆，以及工作狂鄭維健，忙得不亦樂乎可以想見。
九九年盛夏，組裏正忙着施政報告的事，不巧來了一個颱風，前一晚鄭本來和我約好當天無論如何如常工作，可是一早上滂沱大雨，馬上就要掛十號風球，我住在清水灣附近的一條村子裏，山洪攔住了車路，又沒有了公共交通，我只好打電話給鄭說我來不了，豈料他說會馬上自己開車從山頂來西貢接我，半小時之後就到村口，我於是穿好雨衣出門；西貢多樹，颱風已經吹倒不少，一些還搖搖欲墜，因此我頭上還戴了騎自行車用的頭盔。
我在清水灣道的村口等了很久，不見鄭的車子，我又是不用手機的，他此時無法聯絡我，我怕他遇到什麽事故，便沿着公路朝市區方向彎彎曲曲走了十幾分鐘，赫然見到前面一棵大樹橫臥路中切斷了所有交通，鄭的車子就停在樹後幾米處。我捏一把汗，上了車，鄭笑說：「你曉得行下來找我，算你有點 intelligence。」我說：「Not intelligence！Extreme VALOUR!」兩人大笑。鄭調頭駛向市區，回到辦公室，一起工作到傍晚，風還未過，鄭便招待我到他家留宿。那幾年，忙得真有點像回到了我年輕時鬧革命的歲月。
忙得像鬧革命
當時如此忙碌的，還有各個與「造地」有關的政府部門；「八萬五」政策出台後，一些有關單位還嫌人手太少，聘了一批合約員工大幹快上。然而，「八萬五」是特區政府、特別是董先生個人的極大不幸。由始至終，他身邊的謀士或是給他錯誤意見，或是助長、姑息了他自身的錯誤傾向，最終陷他於不義。
大家記憶猶新，回歸前一、兩年，地產商趁着政治沖喜不斷推銷「九七後不明朗因素消失」論，市民因此覺得一過渡，地產價格便要飛升；市場遂很快形成泡沫並急速惡化，地產商賺錢破紀錄。董先生一向不喜浮誇，重視發展實業，鄙視炒賣資產、抬價致富，由衷希望更多市民能夠有屬於自己的安樂窩；他眼見樓價飛升，與大多數市民購買力脫節，又不利發展實業，於是主張大量持續增加土地供應，令樓市降溫。這本身並非一種不合理想法，但問題是怎樣實踐這個想法而不讓市場經受劇烈震盪。如果當時能夠沉得住氣，借助樓市本身循環規律，就放手讓它升到亢奮顛峰繼而下滑到谷底，在剛剛回升之際才由政府源源推出土地以減緩升勢至合理水平，震盪就會最小。可是，特區政府急不及待，採取了對外高姿態公開、對內雷厲風行的做法，給部門施壓；故當時有「每年建屋目的達不到，將有人頭落地 （heads will roll ）」之說。我當時還在《信報》工作，馬上寫社論指出政府手段不智，詳細分析「八萬五」政策的技術錯誤和可能要承擔的政治後果，後來不幸一一言中。我非料事如神，只不過做過多年的嚴格經濟學研究，知道多一點因果規律而已。
曾任布殊政府副財政部長的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 John B. Taylor，在九十年代中期總結戰後幾十年來的總體經濟調控經驗時指出，政府突如其來的手段（cold-turkey approach）幾乎肯定是有大害而低效益的。「八萬五」正犯此大忌。
「側側膊收檔」提議
我進組之後，樓市跌勢已成，負資產戶大增，諸高官「出口術」托市無效。幾年之後，董先生決定放棄「八萬五」政策。可是，在如何把決定公開這個問題上面，董先生身邊的謀士又讓他栽了一個跟斗。記得董先生當日傳我去他那邊開會討論此事，說我有主流傳媒工作經驗，意見值得參考。開會人數很少，只有我、林瑞麟和一、兩個較年輕的官員。我當時的意見是，政府要改變一個重要政策，要鄭重大方得體地向公眾說清楚原因；處理得好，不但不會失分，還會給人一種負責、果敢、有力的印象，更可以是新方向的有力宣傳。
須知政府因應形勢改變政策，是常有的事；在決策學裏，這就是所謂 time-inconsistency problem；我求學時代的博士論文導師 Professor Edward Prescott（本屆經濟諾獎得主）便是提出和研究這個問題的開山祖。可是，當時處於虛弱心理狀態的董先生，對林的意見比較受落，最終認為弱勢政府不能公開認錯，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於是便有了後來大家都知道的結局。這件事對董先生的心理打擊很大。
董先生孤家寡人
林與我同是「華仁仔」。不說不知，有一個時期，董先生身邊有多個「華仁仔」；有一次我到董辦開會，與會五人計為邵善波、路祥安、袁銘輝、林瑞麟和我，我一坐下，發覺盡是「自己友」，指出來大家也不禁大笑。系出同門而道術各異；那是特區政治還能比較兼容並包的日子。
話說回頭，林的屆次比我低，是我師弟，我本來不認識他，但「華仁出品，必屬佳品」這句我們一位老校董李耀波先生的口頭禪深植我心，所以起初對他沒有一點懷疑。經「八萬五」收場一役，我對林的看法有了保留；到他後來當了政制事務局局長，某次在大會堂舉行的五百名政務官講用會上發言，說香港民選議員人數比一些西方國家少，平均起來更有權力，我就覺得他在自己的政策範圍內的常識有點不足。
不過，特區政府後來因為緊跟北京意旨犯下極左政治路線錯誤，失道寡助，董先生孤家寡人，用人方面的選擇不多。到了○三年「七一」大遊行前後，情況更加惡化，他身邊可用的人日少，有些更是唯唯諾諾之輩，不斷助長了他自己的錯誤傾向。我那時言路已塞，只好在當年七月三日《信報》三十周年報慶上寫題為「兼容並蓄．海闊天空」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中國歷史故事，用意就是想向董先生指出他的處境並希望他有所警惕，可惜無濟於事。
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 ． 十七之十四 ．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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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組的頭幾年，工作得很興奮、積極，一天十二小時幾乎是常規，遇有特別事件還會加碼；碰上「七．十一」大老闆，以及工作狂鄭維健，忙得不亦樂乎可以想見。
九九年盛夏，組裏正忙着施政報告的事，不巧來了一個颱風，前一晚鄭本來和我約好當天無論如何如常工作，可是一早上滂沱大雨，馬上就要掛十號風球，我住在清水灣附近的一條村子裏，山洪攔住了車路，又沒有了公共交通，我只好打電話給鄭說我來不了，豈料他說會馬上自己開車從山頂來西貢接我，半小時之後就到村口，我於是穿好雨衣出門；西貢多樹，颱風已經吹倒不少，一些還搖搖欲墜，因此我頭上還戴了騎自行車用的頭盔。
我在清水灣道的村口等了很久，不見鄭的車子，我又是不用手機的，他此時無法聯絡我，我怕他遇到什麽事故，便沿着公路朝市區方向彎彎曲曲走了十幾分鐘，赫然見到前面一棵大樹橫臥路中切斷了所有交通，鄭的車子就停在樹後幾米處。我捏一把汗，上了車，鄭笑說：「你曉得行下來找我，算你有點 intelligence。」我說：「Not intelligence！Extreme VALOUR!」兩人大笑。鄭調頭駛向市區，回到辦公室，一起工作到傍晚，風還未過，鄭便招待我到他家留宿。那幾年，忙得真有點像回到了我年輕時鬧革命的歲月。
忙得像鬧革命
當時如此忙碌的，還有各個與「造地」有關的政府部門；「八萬五」政策出台後，一些有關單位還嫌人手太少，聘了一批合約員工大幹快上。然而，「八萬五」是特區政府、特別是董先生個人的極大不幸。由始至終，他身邊的謀士或是給他錯誤意見，或是助長、姑息了他自身的錯誤傾向，最終陷他於不義。
大家記憶猶新，回歸前一、兩年，地產商趁着政治沖喜不斷推銷「九七後不明朗因素消失」論，市民因此覺得一過渡，地產價格便要飛升；市場遂很快形成泡沫並急速惡化，地產商賺錢破紀錄。董先生一向不喜浮誇，重視發展實業，鄙視炒賣資產、抬價致富，由衷希望更多市民能夠有屬於自己的安樂窩；他眼見樓價飛升，與大多數市民購買力脫節，又不利發展實業，於是主張大量持續增加土地供應，令樓市降溫。這本身並非一種不合理想法，但問題是怎樣實踐這個想法而不讓市場經受劇烈震盪。如果當時能夠沉得住氣，借助樓市本身循環規律，就放手讓它升到亢奮顛峰繼而下滑到谷底，在剛剛回升之際才由政府源源推出土地以減緩升勢至合理水平，震盪就會最小。可是，特區政府急不及待，採取了對外高姿態公開、對內雷厲風行的做法，給部門施壓；故當時有「每年建屋目的達不到，將有人頭落地 （heads will roll ）」之說。我當時還在《信報》工作，馬上寫社論指出政府手段不智，詳細分析「八萬五」政策的技術錯誤和可能要承擔的政治後果，後來不幸一一言中。我非料事如神，只不過做過多年的嚴格經濟學研究，知道多一點因果規律而已。
曾任布殊政府副財政部長的美國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 John B. Taylor，在九十年代中期總結戰後幾十年來的總體經濟調控經驗時指出，政府突如其來的手段（cold-turkey approach）幾乎肯定是有大害而低效益的。「八萬五」正犯此大忌。
「側側膊收檔」提議
我進組之後，樓市跌勢已成，負資產戶大增，諸高官「出口術」托市無效。幾年之後，董先生決定放棄「八萬五」政策。可是，在如何把決定公開這個問題上面，董先生身邊的謀士又讓他栽了一個跟斗。記得董先生當日傳我去他那邊開會討論此事，說我有主流傳媒工作經驗，意見值得參考。開會人數很少，只有我、林瑞麟和一、兩個較年輕的官員。我當時的意見是，政府要改變一個重要政策，要鄭重大方得體地向公眾說清楚原因；處理得好，不但不會失分，還會給人一種負責、果敢、有力的印象，更可以是新方向的有力宣傳。
須知政府因應形勢改變政策，是常有的事；在決策學裏，這就是所謂 time-inconsistency problem；我求學時代的博士論文導師 Professor Edward Prescott（本屆經濟諾獎得主）便是提出和研究這個問題的開山祖。可是，當時處於虛弱心理狀態的董先生，對林的意見比較受落，最終認為弱勢政府不能公開認錯，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於是便有了後來大家都知道的結局。這件事對董先生的心理打擊很大。
董先生孤家寡人
林與我同是「華仁仔」。不說不知，有一個時期，董先生身邊有多個「華仁仔」；有一次我到董辦開會，與會五人計為邵善波、路祥安、袁銘輝、林瑞麟和我，我一坐下，發覺盡是「自己友」，指出來大家也不禁大笑。系出同門而道術各異；那是特區政治還能比較兼容並包的日子。
話說回頭，林的屆次比我低，是我師弟，我本來不認識他，但「華仁出品，必屬佳品」這句我們一位老校董李耀波先生的口頭禪深植我心，所以起初對他沒有一點懷疑。經「八萬五」收場一役，我對林的看法有了保留；到他後來當了政制事務局局長，某次在大會堂舉行的五百名政務官講用會上發言，說香港民選議員人數比一些西方國家少，平均起來更有權力，我就覺得他在自己的政策範圍內的常識有點不足。
不過，特區政府後來因為緊跟北京意旨犯下極左政治路線錯誤，失道寡助，董先生孤家寡人，用人方面的選擇不多。到了○三年「七一」大遊行前後，情況更加惡化，他身邊可用的人日少，有些更是唯唯諾諾之輩，不斷助長了他自己的錯誤傾向。我那時言路已塞，只好在當年七月三日《信報》三十周年報慶上寫題為「兼容並蓄．海闊天空」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中國歷史故事，用意就是想向董先生指出他的處境並希望他有所警惕，可惜無濟於事。
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 ． 十七之十四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