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政壇正在掀起「文革熱」，讓我想起了前幾年中裔的法國作家，高行健，在他的【一個人的聖經】裡這樣寫到自由:

「說佛在你心中，不如說自由在你心中。自由絕對排斥他人，倘若你想到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讚賞，更別說譁眾取寵，而譁眾取寵總活在別人的趣味裡，快活的是別人，而非你自己，你這自由也就完蛋了」。

經歷過文革的高行健，實際上這一段有關自由的理解，也許就可以說是文革下的痕跡。是的，十足十的，這是一點都不傳統地反傳統，就是文革的目的，但卻也是一樣百分百的，完全與文革的盲目、民粹、威權不一樣的，高行健的自由，是立基於個人精神上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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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對的」。

想到這樣的題目當標題，是正好昨天看了中時電子報，一下是宋楚瑜說了，「總統大選是一場真/假改革之爭」，過一會，又看到馬英九就說了:「已不要求林佳龍道歉」。

這就是我想到用這樣的題目當標題的原因。宋楚瑜一定認為他是「真」的改革，而馬英九也一定不會覺得「錯」的是自已。

錯的永遠是別人，而自已與真理常在。政治如果喜歡用這種泛道德的論述，像是傳教士的語言的話，那麼政治就會倒退回宗教戰爭前的血腥，而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正是這種道德政治、本質主義，才是「文革」的深層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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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怎麼還這樣搞，像是文革。」

一個聽說是哈佛畢業生，台北市市長，會不知道什麼是文革?還是不懂台灣的現狀?隨便那個台商這樣說了，就會轉述到了行政院院會。難道自已都沒有一點獨立判斷的能力，覺得將台灣的現況，比作文革，實在天差地別嗎?

一個好像寫過論文的人，會在正式論證的場合裡，引了別人的話，然後說，我只是引了別人的話。難道，引了別人的話，在這樣的脈絡下，意義就只是突然腦袋燈泡亮了，無意義的引了別人的話而已嗎?引話的人，不用負責任?

於是，一開始是說，他說的只是台商說的，說的內容又是如何?接下來，錄音帶公布了，馬上就說要林佳龍道歉，彷佛是說，他一定是對的，林佳龍一定是錯的，林佳龍要道歉。

很抱歉，哈佛馬市長，為什麼怎樣樣都沒有跟你一樣的感覺，不只不會覺得你是對的，同時也一起覺得，你可能連一個當學者，做過研究的基本獨立判斷的能力，恐怕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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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馬，不是我的興趣，就像哈佛「博士」不會錯，而馬兒也不會覺得自已臉長一樣。

不過，我的興趣是，是怎樣的因素，使得馬也好，宋也罷，他們的語言裡，永遠是急著去分對錯，然後自已永遠是對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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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是一種道德政治，皇帝是「天子」，而這立處於世界之中的國度，則與週邊的國家當作是「蠻族」。

中國的外交，是「王道」，而其它的國家，是「霸道」。所以，當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建立在利益的交換時，就變成了「金錢外交」。

「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中國人期待聖君賢相，政治就變成了大是大非的鬥爭了。

於是，「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拿到了政治權位的，就非得要斬草除根，否則前朝餘孽，就等於是「二主」，會威脅當朝天子的權威。政治，一定是成王敗寇，就像是一場天使與魔鬼的戰爭一樣。

這就是我所謂的「傳統」政治的價值，而我們也正好在這些政治人物的語言裡，看到了他們是如何將資源分配的政治，當作是宗教戰爭一樣來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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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絕對排斥他人，倘若你想到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讚賞，更別說譁眾取寵，而譁眾取寵總活在別人的趣味裡，快活的是別人，而非你自己，你這自由也就完蛋了」。

再讀一次高行健的【聖經】，說實在的，我實在看不出來這些聽說是到了美國拿了博士的政治家們，懂不懂什麼是西方文化中，自由的基本價值。

他們渴望得到人的認可，急著站在「真理」、「正義」的一方，譁眾取寵，努力地維持自已的面子。這跟毛澤東不承認自已錯誤地「大躍進」政策，掀起了文革，宣稱為了國家好，立足於歷史的道路上，有多大的差別呢?這跟拿了小紅書，引用別人的話，而沒有獨立判斷能力的小紅衛兵，又有多少的距離呢?




註:高行健(1940~)，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獎原因是:「他的作品具有普世的價值，為中國小說與戲劇開啟了一個新的道路。」

沒有浮誇囂張，樸素的美感，是因為丟下了別人的眼光，才能有的筆觸。【一個人的聖經】下，所寫的是一個沒有「我」的時代，因為那個時代裡不能有「我」，要依附在群眾身上，要使用的是權威的語言。

新世紀下的台灣政治裡的傳統政治人物，他們的語言裡，好像也沒有「我」，有的也是別人的目光與別人的讚賞。

希望有一天，我們的政治人物可以不要將我們的政治搞得像是神鬼大戰，不要急著道德掛帥，不要為的就是別人的眼光，而就是真心誠意地了解自由的價值，一種不浮誇喧囂的政治。那麼，高行健的文字中的普世價值，將不只是為中國文學開出了新路，也為台灣的政治指出了新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