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9-19 10:33:37寄居蟹
【在現在與傳統之間】一個終點與起點
前幾天剛完成了一篇【台灣民主化與國家認同---一個形象互動學派的解釋架構】，晚上與個朋友討論了後，再寫下了一些想法。
文章寫完了，其實這大概可以說是十幾年來一直想的問題，這幾個月才能夠比較清楚地釐清楚了個頭緒。文章寫好了，算是一個終點，但卻覺得，這才是我自已學術研究的起點，有個比較清楚，發現了個不同的世界的感覺。
就貼上來，其實我想還是不容易看得懂，一來沒有整篇文章，而就算有，也還有很多很多得再深入說明、舉例，才能掌握理論的價值。貼上來，就只是很簡單的，當作是這研究筆記裡的里程:一個終點與起點。
****
文章我試著不要用「族群動員」，連上「國家認同」，再接上台灣的民主化。這有二個原因，其一，是我覺得本質性的論述，將是政治死結，無力於解釋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轉移。其二，我覺得我文章有個很重要的，是要解釋傳統/現代，解釋，為什麼有一大堆本省人，仍然認同中國(親民黨)、中國統一的價值。
傳統的理論，是現代化理論與政治動員(菁英派系)理論，來解釋民主化。現代化理論講「政治社會化」，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地步，就會有社會動員與政治改革。問題是，為什麼「就會」?如何解釋民主化的「時間點(Timing)」?菁英動員是談政治社會中的菁英派系的分裂，而其分裂是經濟因素，對經濟政策的認定不同。但實際上經濟政策的效果，也很難說會有一定的效果，如果菁英本身都不確定，那麼如何動員群眾的支持，這當然就使得他們對於民主化，會出現民主化的「不確定性」很高的現象。簡單說，「不確定性」高，是因為理論對於現實的穿透力不足，如果我們可以很確定地知道菁英的立場，也掌握社會的分歧點，那麼，不確定性自然就會大幅減少。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提出了「國家認同」作為分歧點，這個分歧不只是政治體制的，也是民間社會的分歧點，是這樣的分歧，一方面連結了國家與社會，了解此間的動員與正當性的來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台灣民主化的動線。就這一點來說，使得即使我討論了很多派系之間的鬥爭、合縱連橫，但仍是與菁英動員理論不同的地方。
而也從「國家認同」從70年代出現的外交危機，找到了時間點，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這點又是與強調社會累積的政治社會化與現代化理論不同的地方，這不只可以呈現出「時間點」，而且也可以連結上國家與社會同步性的「民主化」胎動，不會有現代化理論那種「想當然爾」的民主化。
台灣威權時期的社會，有二個主要的力量:中國中心的政治體制與文化霸權，以及壓制台灣中心價值的壓制性國家暴力。而一旦中國中心的價值開始崩潰，也就要從這二個面向上來討論台灣的民主化。一來，是政治體制與文化價值的「台灣化」，二來是社會體制上在表現台灣意識時的自在。而這些「台灣化」與「表現台灣意識的自在」，不只是法律社會上的實質而已，同時也要求心理上的習慣。
形象互動學派當然有個實質的社會脈絡，不過更重要的是要觀察符號的互動部分。符號的互動要強調的，一方面是價值面向上的「正當」，另一方面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互動」。台灣的價值如何逐漸「正當」，而台灣與中國兩套不同的符號系統之間如何互動，也就是我文章舖陳的架構。
那麼，什麼是台灣與中國兩套不同的價值。我將台灣等同於「現代的政治文化」，而中國等同於「傳統的政治文化」。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是個天朝體系，是道德領政，所以會覺得宋楚瑜「全省走透透」是親民的好領袖，會覺得「金錢外交」是不正當的。這與現代的政治文化不同，現代的政治文化，外交就是國家利益，政治人物不是好不好，是有沒有能力做政治資源的有效分配，能不能透過官僚，管理國家，而不是個人私房錢地給恩惠。
台灣民主化從形象互動學派，解釋的是七十年代的國家危機，造成「中國中心」的政治秩序之正當性的衰退，而台灣價值的逐漸興起。八十年代的黨外，九十年代的國民黨內鬥與憲政秩序的改變，也就是二套符號系統鬥爭的高峰。一旦台灣價值深入體制了，也就民主化完成了，而接下來，就是民主鞏固的問題了。在這民主化的過程，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台灣的民主化如此的穩定，不會一下子台灣價值就翻轉過來。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威脅，而在台灣的「中國中心」，或者「中共代言人」，對中國威脅的強化; 另一方面，是「傳統的政治文化」仍然深著在台灣的政治文化裡，這種價值的了解，是西方中心的理論很難理解的，它配合了中國中心的價值，使得即使是「本省人」，也一樣地支持「中國認同」。這就是為什麼有大量的本省人，仍然支持「外省黨」的原因，也因為如此，不僅使得具有現代性的台灣國家認同不容易完全，也使得台灣的民主化比較穩定。
****
作為一個以研究社會現象為志業的人來說，其實，我得很習慣地要求自已對於價值的了解，採取一種距離感。
民主，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價值，就只是一套政治制度，外省人、本省人，我不會特別去認同誰，台灣與中國，各自的民族主義一樣讓我擔心。政治人物的語言，是矯柔造作也好，是粗野庸俗也罷，對我來說，都是一堆一堆的演出。說是冷感也好，說是謹慎，我也不在乎。
不過，我倒是真的在乎自由的價值，而且有種直覺的熱情。民主有意義，是因為在制度上，它提供了相對的自由，而厭惡中國，是因為這樣的文化，深層的是種君父式的自以為是，不懂得尊重個人，永遠都不了解自由。
中國是傳統的，台灣是現代。這只是理念上分析的方便而以，得需要更多的證明。不過，建立一個現代的台灣，對我來說，卻像是種靈魂上的救贖，是種解脫，也是種喜樂。
註:Erving Goffman(1922-1982)，形象互動學派裡的重要人物。在台灣學界裡知道這號人物的，相對起來不多，更別說是用他的理論。他的理論不難，就像是一個老先生，跟我們講很簡單的他的一些生活觸感一樣，容易理解，很生活。比起社會科學界常用的韋伯、馬克思、涂爾幹，或是其它什麼人來說，都容易親近。
不過，Goffman本人倒是個不容易親近的人。他的不容易親近，與其說是因為權威，不如說是他個性上的害羞。網路上很難找到他的照片，因為他自已就非常不喜歡照相，擔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的時候，還打破前例的，沒有留下個人的人頭照。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內向的人，才能那麼精準地掌握人際之間的互動吧!
文章寫完了，其實這大概可以說是十幾年來一直想的問題，這幾個月才能夠比較清楚地釐清楚了個頭緒。文章寫好了，算是一個終點，但卻覺得，這才是我自已學術研究的起點，有個比較清楚，發現了個不同的世界的感覺。
就貼上來，其實我想還是不容易看得懂，一來沒有整篇文章，而就算有，也還有很多很多得再深入說明、舉例，才能掌握理論的價值。貼上來，就只是很簡單的，當作是這研究筆記裡的里程:一個終點與起點。
****
文章我試著不要用「族群動員」，連上「國家認同」，再接上台灣的民主化。這有二個原因，其一，是我覺得本質性的論述，將是政治死結，無力於解釋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轉移。其二，我覺得我文章有個很重要的，是要解釋傳統/現代，解釋，為什麼有一大堆本省人，仍然認同中國(親民黨)、中國統一的價值。
傳統的理論，是現代化理論與政治動員(菁英派系)理論，來解釋民主化。現代化理論講「政治社會化」，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地步，就會有社會動員與政治改革。問題是，為什麼「就會」?如何解釋民主化的「時間點(Timing)」?菁英動員是談政治社會中的菁英派系的分裂，而其分裂是經濟因素，對經濟政策的認定不同。但實際上經濟政策的效果，也很難說會有一定的效果，如果菁英本身都不確定，那麼如何動員群眾的支持，這當然就使得他們對於民主化，會出現民主化的「不確定性」很高的現象。簡單說，「不確定性」高，是因為理論對於現實的穿透力不足，如果我們可以很確定地知道菁英的立場，也掌握社會的分歧點，那麼，不確定性自然就會大幅減少。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提出了「國家認同」作為分歧點，這個分歧不只是政治體制的，也是民間社會的分歧點，是這樣的分歧，一方面連結了國家與社會，了解此間的動員與正當性的來源，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釋台灣民主化的動線。就這一點來說，使得即使我討論了很多派系之間的鬥爭、合縱連橫，但仍是與菁英動員理論不同的地方。
而也從「國家認同」從70年代出現的外交危機，找到了時間點，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這點又是與強調社會累積的政治社會化與現代化理論不同的地方，這不只可以呈現出「時間點」，而且也可以連結上國家與社會同步性的「民主化」胎動，不會有現代化理論那種「想當然爾」的民主化。
台灣威權時期的社會，有二個主要的力量:中國中心的政治體制與文化霸權，以及壓制台灣中心價值的壓制性國家暴力。而一旦中國中心的價值開始崩潰，也就要從這二個面向上來討論台灣的民主化。一來，是政治體制與文化價值的「台灣化」，二來是社會體制上在表現台灣意識時的自在。而這些「台灣化」與「表現台灣意識的自在」，不只是法律社會上的實質而已，同時也要求心理上的習慣。
形象互動學派當然有個實質的社會脈絡，不過更重要的是要觀察符號的互動部分。符號的互動要強調的，一方面是價值面向上的「正當」，另一方面是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互動」。台灣的價值如何逐漸「正當」，而台灣與中國兩套不同的符號系統之間如何互動，也就是我文章舖陳的架構。
那麼，什麼是台灣與中國兩套不同的價值。我將台灣等同於「現代的政治文化」，而中國等同於「傳統的政治文化」。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是個天朝體系，是道德領政，所以會覺得宋楚瑜「全省走透透」是親民的好領袖，會覺得「金錢外交」是不正當的。這與現代的政治文化不同，現代的政治文化，外交就是國家利益，政治人物不是好不好，是有沒有能力做政治資源的有效分配，能不能透過官僚，管理國家，而不是個人私房錢地給恩惠。
台灣民主化從形象互動學派，解釋的是七十年代的國家危機，造成「中國中心」的政治秩序之正當性的衰退，而台灣價值的逐漸興起。八十年代的黨外，九十年代的國民黨內鬥與憲政秩序的改變，也就是二套符號系統鬥爭的高峰。一旦台灣價值深入體制了，也就民主化完成了，而接下來，就是民主鞏固的問題了。在這民主化的過程，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台灣的民主化如此的穩定，不會一下子台灣價值就翻轉過來。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威脅，而在台灣的「中國中心」，或者「中共代言人」，對中國威脅的強化; 另一方面，是「傳統的政治文化」仍然深著在台灣的政治文化裡，這種價值的了解，是西方中心的理論很難理解的，它配合了中國中心的價值，使得即使是「本省人」，也一樣地支持「中國認同」。這就是為什麼有大量的本省人，仍然支持「外省黨」的原因，也因為如此，不僅使得具有現代性的台灣國家認同不容易完全，也使得台灣的民主化比較穩定。
****
作為一個以研究社會現象為志業的人來說，其實，我得很習慣地要求自已對於價值的了解，採取一種距離感。
民主，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價值，就只是一套政治制度，外省人、本省人，我不會特別去認同誰，台灣與中國，各自的民族主義一樣讓我擔心。政治人物的語言，是矯柔造作也好，是粗野庸俗也罷，對我來說，都是一堆一堆的演出。說是冷感也好，說是謹慎，我也不在乎。
不過，我倒是真的在乎自由的價值，而且有種直覺的熱情。民主有意義，是因為在制度上，它提供了相對的自由，而厭惡中國，是因為這樣的文化，深層的是種君父式的自以為是，不懂得尊重個人，永遠都不了解自由。
中國是傳統的，台灣是現代。這只是理念上分析的方便而以，得需要更多的證明。不過，建立一個現代的台灣，對我來說，卻像是種靈魂上的救贖，是種解脫，也是種喜樂。
註:Erving Goffman(1922-1982)，形象互動學派裡的重要人物。在台灣學界裡知道這號人物的，相對起來不多，更別說是用他的理論。他的理論不難，就像是一個老先生，跟我們講很簡單的他的一些生活觸感一樣，容易理解，很生活。比起社會科學界常用的韋伯、馬克思、涂爾幹，或是其它什麼人來說，都容易親近。
不過，Goffman本人倒是個不容易親近的人。他的不容易親近，與其說是因為權威，不如說是他個性上的害羞。網路上很難找到他的照片，因為他自已就非常不喜歡照相，擔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的時候，還打破前例的，沒有留下個人的人頭照。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內向的人，才能那麼精準地掌握人際之間的互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