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寫歷史】

那麼，台灣的左派可以「定於一」嗎?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脈絡下，大概有解了。第一，為什麼一定要定於一呢?或者，第二，定於一，可能嗎?再這樣問好了，就算是「定於一」了，我們就能說，社會民主的理念比較容易實現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定於一」，難道社會民主的理念，就出不來了嗎?

我直接說吧!不只是上述說到台灣左派定於一的困難，有其本質上、全球化等的阻礙，更大的阻礙，是台灣這種「權威人格」、「道德論述」，本身就對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在形式上、本質上，就是不搭的。然後，再進一步說，台灣的社會民主，有一個致命的困境:中國。(有空我再好好說好了，這是爭議很大的題目，我先將原本要寫的寫完就好了。)

於是，離開民進黨沒什麼錯，而定於一恐怕很難的情況下，我覺得就發展出一個「多戰線的文化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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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多戰線的文化游擊戰」，或者「多元的左派」。其實，這裡所說的「多元」、「多戰線」，一直是以「定於一」的權威為對象來談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說我的討論有特殊的脈絡，而不是美國的「多元文化論」。而寫「多元的左派」，一方面想說的是，我猜，「定於一」的左派，在台灣是很困難的，在這樣的猜想下，我便試著想，那麼「多元的左派」又會怎樣?另一方面，「多元的左派」，好吧，就當它是「分裂的左派」的同義字，不過，「多元」與「分裂」不同的是，「多元」是「和而不同」、「彼此尊重」，而「分裂」，是因為認為「統一」是道德上的「正確」，然後統一不成，撕破臉，而傷了元氣。回到上文說的，我覺得，我們的文化裡太重視「定於一」了，但問題又是，這種道德上不相容的「定於一」，又註定是無法「定於一」的。於是，為了先不要因為無法定於一，而鬥得分了神、傷元氣，那麼就乾脆有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的左派。

這是「多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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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多元了，就沒有了戰鬥力了嗎?請不要急著認為，「統一」才有戰鬥力，更不要認為，「多元」就等同於「分裂」。這裡的多元，不是依了個人主義、利益團體的「多元主義」，而正好相反的，是試圖進到我們的文化裡，反權威人格的多元。

而也因為這裡的「多元」，是反對「定於一」的權威，所以我並沒有意思將「左派」圖騰化。相反的，我認為各種左派基於他們的立場，可以去說他們的理念，我想做的，正好是想將「左派」世俗化、解魅，攤得每個人都談，都可以去談，不會給某些人獨佔了詮釋權，又去爭正統，再落到權威主義與道德論述。

也許這樣說，正是我們這種「定於一」的文化，才會使得左派無有辦法「定於一」。勉強地要送作堆，只是惹得更多的爭吵，為什麼不就只是「和而不同」，先試著當朋友就好，有一天感情夠好了，再同居，然後結為連理呢?

問一個問題好了，台灣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當然可能，但請放下要統一「左派」的想法。當然，我知道目前版上沒有人認為要「統一」左派，我要回答的是一種奇怪的權威人格，還有一種權力的燥症。台灣的社會民主黨是有形成的可能，也可以，像方文所說的，去研究公共政策，但，請不要認為，在短期之內，我個社會民主黨會執政，這些公共政策會完全落實。

於是，我這樣說。如果短期之內不會執政、公共政策不會落實，那麼，重要的，就要有長期抗戰的打算。如何長期抗戰，就需要一種以文化為基礎游擊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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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戰之所以正當，而且可能有效，有很多原因。這有機會再說，我就先回答方文一直對我所說的「文化」的擔心好了。

文化游擊戰，不是那一群布羅喬亞知識份子喜歡掉書袋，耍品味的「文化批評」。而是相對於主流論述(我一直以右派的新自由主義為對象)，而提出一個不同的價值體系，強調的，是種能夠想像其它可能性的「否定的力量」。這不僅要能夠「出入」於台灣當下的主流價值，還要提出一個具有培基(empower)、引人熱情的、貼切的反對視野，具體的公共政策、放心的社會正義觀，當然是重點。要去了解Foucault，但不只是Foucault(我猜方文裡，恐怕是小看了Foucault對主流的「破壞力」)，我完全同意方文所說的，要有政治實力，也知道這不是一蹴可及，需要有個起點。但，請不要太過期待特定的，或有一天形成了的「社會民主黨」。形成「政黨」不是起點，不要將某個人、某個事件，認為他們太重要(我只是不要看得太重要，但不是不重要，政治在台灣社會，還是具有領導性的力量)，既然社會民主會是場長期抗戰，那麼對社會民主是什麼，也就用一個比較寬廣的視野來理解。也就是說，是要有先鋒隊沒錯，但重要的是爭取文化霸權，重要的是，要佔領除了政黨之外的其它戰略高地。

說得具體一點，我補充ironc的話作結會是適當的:Ironc問到，「我們要如何對這些具體的政治論述與社經政策更有所貢獻呢？」，作技術性的補充:如何有一天讓可能討論出來了，具體的政治論述與社經政策，可以出聲?這個戰略高地在那裡?或更技術點說，這個具體的政治論述與社經政策，不會是突然之間就讓某個天才寫出來的，而是經由怎樣的方式，可以在不斷的辯論中，找到一個適切、貼近台灣社會需要的政策呢?

其實，我們正在寫歷史。






註:方勵之，1935年中國杭州出生。大學時看到這位大哥的這本書，【我們正在寫歷史】，就覺得很感動。其實，這話倒也不是要將一個人，變得嚴肅小心，將自已變成歷史洪潮中的英雄，而就只是很簡單的，將人連上了歷史，總是有種厚重的存在感。

有些時候，我們會去論證到，什麼什麼時刻，是歷史上的重要時刻。其實，漸漸的我倒也覺得還好，冷戰的結束，不是雷根與老戈在冰島上談了限武之後，就突然結束的，而柏林圍牆倒了之前，東西之間的交通早就已經通了。真正的歷史性時刻，沒有那麼多，而且可能大部分是符號性的。不用在特定的人、特定的事，找到特定時間上的「重要性」，這有種「英雄迷思」。但，倒也不用將社會、歷史虛無化，這在社會科學上不正當，就是對人來說，也不見得是好事。

我們需要在歷史裡，在日常生活裡，找意義，自在的，簡單的意義，每個人都在寫一本「個人的歷史」。這是我本來想的原意。不過，在上文裡，寫到【我們正在寫歷史】，一方面是那種將「我們」與「歷史」，這種時、空連起來的群體感，覺得熱力十足，「正在」的現時性，更是讓人覺得有勁。另一方面，我覺得怎樣透過網路，建立一個文化游擊隊，倒是可以想的。好吧，也許文化游擊隊聽起來太過英雄主義，沒文化，那麼就網路Bloomsbury Group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