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異鄉人，有二種人。一種，是很難憂鬱的遊客，另一種，是很難不憂鬱的過客。

遊客，來巴黎，為的就是巴黎，塞納河、羅浮宮、鐵塔、奧塞……遊客腦海裡的巴黎，有紅磨坊的情色，有麗池的美食，有左岸的書香，而瑪黑小巷裡的呀呀叫床聲，就算是擾人春夢的錯誤，也依舊美麗。

過客，來巴黎，為的不是巴黎，或者是為了工作，為了學位，或是什麼其它不得不的理由。過客眼下的巴黎，是個寂寞的城，東風不來，柳絮不飛。透過緊掩的窗扉傳進來的達達馬蹄聲，也只是個美麗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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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個很容易讓人有種「異鄉人」的城市。遊客也好，過客也罷，這個城市總是讓人有種距離感，對遊客來說，這種距離感叫詩意，對過客來說，則叫疏離。然而，詩意也好，疏離也罷，巴黎，總是有點不真實。

或許，就因為這種與現實生活中，存在著的距離感，這種帶著詩意的疏離，給了人意識得到自已與世界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機會。世界，會像是薛西佛斯的大石頭，頂著我們的身子，在這種荒謬(absurd)的情境下，證成了我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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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謬是異鄉人，他出生在阿爾及利亞。而與卡謬同時代的荒謬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是愛爾蘭人，尤內斯柯（Eugene Ionesco)是羅馬尼亞人，阿達莫夫（Arthur Adamov)則是俄國人，他們都是異鄉人。

是異鄉人，在記錄下了巴黎，她撲面而來的氣味時，讓巴黎，變成了流動的饗宴; 是異鄉人，會在手機響起，聽到熟悉的語言時，去問到:「你那邊幾點!」。

而也正是這種提供了異鄉人在時間上、空間上的錯置感，與意識上的自我對話之際，我們意識到了荒謬，也認識到了存在。

異鄉人，不管是以遊客，或是過客的身份出現，或是憂鬱與否，總是在巴黎的街道上穿梭。

因為，有異鄉人，才有巴黎。


註:
1)、圖就是卡謬(Albert Camus: 1917-1960)，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得說，自覺很幸運，在剛開始接觸存在主義時，是從卡謬開始的，於是對這個世界，也就多了點寬容與希望。附上一段卡謬說的話，值得再三玩味。

You will never be happy if you continue to search for what happiness consists of. You will never live if you are look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2)、這篇是想寫那種「時空錯置的荒謬感」。最近一直想的，是有關知識份子的身份與認同的問題。我想，也許異鄉人，也正是知識份子所共同的身份吧!!